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危”与“机”

  美国当地时间4月26日下午，特朗普政府公布税改方案，准备将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减为1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减为35%，并将征税级差从7档减为3档，分别是35%、25%和10%。个税起征点则几乎翻了一番，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税起征点将从12700美元升至24000美元。

  美国准备减税的消息牵动全球，减税幅度之大震动了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日报刊文甚至认为美国在挑起税务战争。这个说法有待商榷。我国2016年5月1日也进行了税改，全面实施营改增，等于也搞了减税政策，而且总理还说今年要继续减税3800亿，所以各国的减税政策一定是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而决定的。

  美国的减税政策其实对全球有“风向标”的作用，全球量化宽松多年各国经济并不见好转，几乎都深陷泥沼中不能自拔，现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突然宣布要减税，说明量化宽松用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那个玩法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美国用减税来调节经济在里根时代和克林顿时代都不同程度地用过，当时对美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一定作用，这次特朗普重拾旧器，用减税来应对本国实体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兑现竞选诺言，可以说今后减税政策可能成为世界各国的重头戏。

  那么美国的减税到底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会改变我国货币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我国运用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已经运行多年，但货币有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使我国的资产泡沫被越吹越大，比如在房地产领域，房价被推得畸高，当然这个泡沫也含有房地产的涨价预期，但预期正是建立在货币贬值的基础上。另外，银行为货币的创造推波助澜是引起泡沫的主因，比如同业存单，2014年发行量仅不到万亿，但到2016年已经达13万亿，同业存单当初为解决银行资金错配可能会导致流动性不足而设计。无需缴存存款准备金和套息的优势，使同业存单新衍生出的理财又创造天量级的货币，变成银行钱生钱的工具，一个又一个的金融创新使房地产市场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由此持续不断地推动资产价格迅速上涨。

  4月25日，政治局集体学习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就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外部冲击进行了讨论。包括近期金融形式的监管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预示经济改革的风向可能会发生转变。

  其次也会影响我国的税收结构。我国的税收来源目前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的特点是简便易行，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有无盈利，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间接税的另一个特点是税负容易转嫁。收入愈少者，生活必需的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愈大，税负相对就愈重，导致事实上的税负不公。所以这种税收缺乏弹性，一旦提高税率就容易使物价上涨。在世界各国的税法理论与实践中，一般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比如各种所得税、房产税和财产赠与税等税种为直接税，直接税难以把税负转嫁到别人头上，对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我国的直接税比重太低，反而使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工薪阶层所缴纳的税收收入尽然占到整个个人所得税的40%，而高收入者反倒享受多税源扣除优势，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样也使我国税收调节违背设定的调节初衷，用税收来平衡社会财富减小贫富差距。所以美国减税政策会改变我国税收征收结构，可能会促进我国进行税收改革，美国减税内容中并没有减少房产税这个税种，所有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提高我国直接税征收比例，这样也让企业休养生息为以后扩大税基来源做好储备。

  税收有个着名论断就是拉弗曲线。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在给里根总统推行减税政策时提出一个命题，即政府的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超过一定限度，再调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少，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当然这次美国减税也会对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或者竞争力弱的企业形成一些屏障，这种情况也正好实现了特朗普的反对自由贸易的主张。我国虽然面临与美国进行税率的竞争，但彼此之间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效率竞争，所以我国当前最主要在于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美国能减税，我们更能减税，因为美国有比我们大的多的军事开支和民生福利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减税反而有更多的空间。

  总之，美国的税改政策虽然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任何一个政策对另一个国家来说里面都可能有危也有机，就看怎样去把握，运用的好就能起到促进作用，能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趋势向好。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美国税改，去积极赢得本国经济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