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宁桦：去杠杆主战场在低效率的大型国企

  4月12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钟宁桦在2017年第一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做“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演讲。钟宁桦认为，无需太过在意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6.7%的高低。增速减缓是因为每年的增长绝对量（分母）在增大。

  钟宁桦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后金融配置资源的显着下降。杠杆率的不断上升是由于中国企业债的结构问题——大部分私营企业借不到钱，少数国有企业借到越来越多的钱，债务惊人集中。去杠杆主战场在于国有部门，尤其是低效，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

  钟宁桦表示，国有企业已经不再是就业人数最高的企业，而其不能“去杠杆”的原因在于其背负着地方政府保增长的任务。因此，钟宁桦认为应放弃用无效的投资拉动GDP的短视行为。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回到用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上。

  以下是对钟宁桦演讲的摘录：

  有很多关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6.7%高还是低的讨论。我觉得不用太在意GDP增速，因为GDP的下降主要是由基数变大导致的。2008年，中国GDP是31.3万亿，2014年，64万亿，就是说2014年的GDP是2008年的两倍，即2008年GDP增长的10%和2014年增长的5%，增量是一样的，因为分母变大一倍。2008年，中国GDP绝对值是4万亿左右，除了2009年没有到，后来几年GDP绝对量也都在4万亿——可以这样理解，GDP量没有变，但因为分母不一样，所以GDP增速下降。这样看的话，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变大，这个提法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应该看增长绝对量还是看速度？我觉得看增长绝对量就可以了。如果每年都保持在4万亿左右的水平，那么今年跟2008年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不用太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失速。分母越来越大，增速是会进一步下降。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2008年后，中国金融配置资源显着下降。有这样一个值，增加一块钱GDP，需要增加多少钱的新增信贷。在2008年之前，GDP增加1元需要是1块多的信贷。但最近几年，同样产生1元新增GDP，要投入4块钱新增信贷。这就是说，资金效率显着变差。

  另外一个现象，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增加。2008年到现在，M2增加了100万亿。M2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0%。中国经济体量不如美国和欧盟，但是货币体量超过美国和欧盟，中国的货币体量是所有国家当中最高的。2008年后，有很多新增信贷产生GDP能力显着下降。信贷总量在增加，金融资源总量在增加，但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显着恶化。或者是，大量的钱被配置到低效率的地方，大量的钱被浪费了，因此导致虚拟经济不支持实体实体。

  中国的杠杆率不断上升，2015年底，中国总负债超过163万亿。这几件事其实是高度相关的。宏观上，中国债务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微观数据表明，大部分企业负债率从1998-2013年在不断下降，就是说在过去16年里，多个企业出现了显着的“去杠杆”趋势。那么是不是，负债率的上升是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的确，企业债务出现了惊人的集中，这是中国企业债的结构问题，大部分企业借不到钱，少数企业借到越来越多的钱，债务惊人集中。

  2015年，上市公司中负债最多的50个企业负债总额高达11万亿，占当年所有上市公司服务总额54%，平均每家企业负债超过2000亿。从2008年来，这50家企业新增贷款总额每年新增1万亿。就是说这50家企业，每年平均新增贷款200亿。负债率上升集中到几十家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在十几年时间里，大部分非上市工业企业负债率不断下降，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借钱越来越困难。

  一边是大量企业渴死，一边大量企业债务不断上升，这几十家企业驱动了中国整体杠杆率的上升。因为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就有了刚才说的这几个现象——信贷总量不断上升；杠杆率不断上升；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难；金融不支持实体现象。这四件事完全相关，使得真正高效的企业得不到支持。我们探讨“中国经济新动能”，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动能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配置效率低就得不到发展，动能从哪里来？

  再说“去杠杆”。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去杠杆”是中国经济的五大工作之一。“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认为，“去杠杆”的原则是区别对待。私营这部分企业，融资决策是合理的，应该让它们可以借到钱。而有些国有企业，它的负债是不合理的，但这些企业借的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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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说中国经济“去杠杆”的时候，不是对中国大部分企业，因为中国大部分企业已经“去杠杆”十几年了，而是那几千家大型国有上市公司，这些企业应该显着降杠杆。尤其是“僵尸企业”，那些占据越来越多的资金，已经没有盈利能力、连续亏损的企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水泥这些行业，它们借钱用来支付利息、支持生存。越来越多的钱用来救“僵尸企业”，而真正好的企业，还是越来越得不到钱。

  原则上说，对于低效的企业，要尽快“去杠杆”，把它们所占据的信贷资源释放出来，配置到真正有效的企业上去。如果把整个私营部门当成一个企业，其实它的负债率从2004年之后是不断下降的。同样，把整个国有企业当成一个企业，负债率则在2008年不断上升。国有企业作为整体负债率不上升，而私营企业在加速“去杠杆”。

  私营工业企业所贡献的产值和利润占了所有工业企业总额的近四成，而这些企业债务只占了所有工业企业负债总额的两成，就是说私营部门使用金额资源远低于其经济贡献。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纠正2008年后国有和私营部门，在融资上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使各部门得到的金融资源和贡献相当。结构性债务问题，应该用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低效的地方去杠杆，高效的地方加杠杆。

  关于近期“去杠杆”的实际情况是如何呢？国有企业的杠杆还在不断上升，举一个数字，2015年5月，中国国有企业杠杆负债总额超过70万亿，到去年年底，87万亿。虽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去杠杆是主要任务，但是2015年中到2016年底，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部门增加负债17万亿，增幅25%。根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到2016年底的时候，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同比增长10%，这是在“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结构之一的背景下的结果。具体来看，中央国有企业负债总额47万亿，同比增长8%，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40万亿，同比增长12%。就是说，国有企业里，负债增速比较快的是地方国有企业。去产能的问题也是一样。97%去的是民营企业产能。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贡献其实是最大的。

  我们在遏制效率高的企业，强迫它们“去杠杆”，效率低的反而还在加杠杆，中国的经济动能怎么会起来？所以，去杠杆主战场在国有部门，尤其是低效、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集中在两点：第一，国有企业能不能促进就业？实际上这个是不成立的。有一个统计，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国有部门就业占城镇总就业人员15%。2005年是25%，现在是15%。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2000年初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不再是最多的部门了。要说就业的话，现在最大的承担部门是私营部门，近30%。

  再说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去杠杆”？因为国有企业要保增长。在2008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推出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然后大型国有企业迅速上马，大建项目扩张产能。在扩张产能的时候，拉动了内需，把GDP、PPI拉起来。但问题是，一旦新的生产线建成了，原来产能过剩现象就更严重了。接下来的月份PPI又下降，因为东西实在卖不出去，价格只能不断跌，跌到后面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自己去产能。

  就是说，4万亿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加强，现在，又花很多的钱在去产能。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浪费了很多钱，GDP起来了，但是这种GDP起来没有任何作用。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过程，整个执行体系有它的逻辑在，上面只要放水，下面就拼命扩张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种GDP上升是没有质量的，是浪费。国有企业加杠杆，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我觉得这个跟稳增长是有关系的。去年上半年私人部门投资增速为负，下半年勉强有所上升，全年私人投资2%，全国投资是10%。反观国有企业，2015年下半年国有部门投资增速11%，而到了2016年年初，一下子增加到22%。这些地方的企业说，经济不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

  去年9月份开始，PPI终于开始回暖了，有些学者说，中国经济回暖了。我觉得这个PPI的回暖，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投资所拉动的。这种投资和4万亿投资是一样的，我们要怀疑是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这种投资可能是低效的，很有可能后面要花钱去产能。

  我专门看了一下亏损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增速也很高。2015年国家160家上市国有企业亏损，这些亏损的企业在2012-2015年投资增幅30%。现在一些“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背负着地方稳增长的任务，在稳增长任务上不降反升，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对局部冲击也越来越大。或许我们不需要那么追求GDP增速，更应该放弃用无效投资拉动GDP的短视行为。

  我们一直在说经济增长的模式要转型，但是速度不快，动不动就回到用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上。我觉得更多是要刺激消费，而不是刺激投资。现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扶贫、城镇化。西部地区还是很贫困。有说法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加剧，我想如果顺势而为，鼓励出口企业，把东西更多地卖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中国农村地区，想方设法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以此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的动能。降低对这些地方的税收补贴和税收减免，将其改为国内的消费主体，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向着由消费拉动的可持续的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