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结构性投资 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

  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此后，化解过剩产能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从实践来看，对“过剩产能”有一些误解。

  过剩产能有“标准性产能过剩”，也有“相对过剩产能”

  事实上，过剩产能多种多样，需要加以分类，具体分析。

  其中一类过剩产能可以称为“标准性产能过剩”，即在环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标准上不达标，丧失存在资格的过剩产能。多数“标准性过剩产能”产生在企业滚动式高速增长阶段，产生的原因是设备水平低、管理粗放、环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够、相关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逐年提高，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这类产能既无法达到国家生产标准，也不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后冗余产能。

  另一类过剩产能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上述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落后，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

  就规模而言，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很庞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领域，涉及2亿-3亿吨钢、几亿吨水泥、几十亿吨煤炭、万亿度级别的电力，以及大量铝、有色金属、石化产品、几十万台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另外还有以存货形式表现的过剩，如约6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库存。行业人士估计，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平均在30%以上。

  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多余的看法十分片面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习惯上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是负面的、多余的，因而应该被淘汰。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也就是符合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那部分过剩产能，就技术-经济标准而言，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产能”。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无到有，一点一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看到，这些生产性资产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与财富积累。

  这些产能都曾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财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宝贵工业资产。如今，在我国这些“好产能”之所以被当作“过剩产能”，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市场有效需求持续下跌所致。如果出现新的市场需求，今天的“相对过剩产能”不就立刻变成明天的宝贵生产性财富了吗？

  有些“过剩产能”还可以转化成“有效产能”

  经济学习惯区分需求与需要，如果不谈短期需求，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就能发现，上述相对过剩产能都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事实上，从长期看，我国有四大领域存在严重的供给短缺，包括广义生产要素、高新产品、民生资产以及国家安全资产。1、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2、高新产品，包括战略性科技产品、优质消费品等。3、民生资产，包括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保障住房等。4、国家安全资产，包括南海开发，南疆开发，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建设，“一带一路”战略设施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应军力、投射能力建设所需的巨大先进军备装备、技术与人员等。

  上述这些关乎我国长期发展潜力与质量的广义生产要素、民生资产和国家安全资产，我称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从历史国情与国际比较观察，我国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严重不足。对这些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投资，涉及的项目许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规模的超级国家工程，而其投资设施的主要耗材就是当前的“相对过剩产能”。大工程一开动，就意味着将新增加对钢、煤、电、铝、化工、建材、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将“过剩产能”转化成“有效产能”。

  可见，解决相对过剩产能的问题，既要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标准和发展需求的不达标产能；更需要规划与部署对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或简称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通过实行结构性投资，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去产能”与“用产能”应当两手抓、两手硬，才能实现“调结构、促增长”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