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制造业将发生哪些变化？宋志平在富士康看到了这些趋势

编者按：

疫情过后，制造业会发生哪些变化？供应链阻隔、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不会加快中国制造向其他地区转移？工业互联网会如何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先生年前深入富士康旗下工业富联考察，看到其先进的熄灯工厂、智能制造以及技术型CEO的作用，他认为这些趋势对中国制造企业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尤其在疫情影响之下，这些趋势发展将大大加速。

下面是宋志平先生考察工业富联之后撰写的文章，原题是《在富士康看到什么》，推荐给大家。

提起富士康，人们自然会想到两点，一是它的创办人郭台铭是位叱咤风云的商业领袖，二是它有全球知名智能手机厂商最大的代工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富士康先是在深圳扎根，后来由于人工成本的原因，又到人口密集的河南和四川设厂，当时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这为当地解决了很多就业的问题，但也曾被诟病为“血汗工厂”。

而我要谈的却是富士康近年来的变化，2015年郭台铭的鸿海精密将旗下顺应未来工业互联网需求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人业务所对应资产“打包”整合，组建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股票名称叫“工业富联”。2018年工业富联业绩不斐，收入超4100亿，净利超160亿，成为一家业绩优秀的高质量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不是郭台铭兼任，而是由年轻的专家型技术背景的李军旗担任。今年年初，李军旗被新浪财经等评为经济年度人物，主办方邀请我作为颁奖嘉宾给他颁奖，我也因此近距离加深了对李军旗的了解。尽管如此，我对工业富联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好奇，正好有个机会去深圳出差，我提出去工业富联一探究竟。

熄灯工厂

我和上市公司协会的同事到工业富联深圳基地后，李军旗先把我们带到了工业富联的熄灯工厂。这个工厂的流水线全部是在熄灯的黑暗之中智能化运作，各种锡焊和部件安装都是机器手在操作，还有产品装进人造革袋子、再装入包装纸盒、之后再封装至大包装等等，整个过程让人叹为观止。李军旗告诉我，过去这条流水线要用318名操作工，而现在只需要38名巡视工。他说，现在富士康在全国共有8座熄灯工厂，马上还要再建10座熄灯工厂。

问及智能化工艺设计和设备的来源，李军旗告诉我，这些设备除少量是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之外，大多数是工业富联自己开发的，因为很难靠别人做这些定制化的设备。也因此，工业富联“柔性装配作业智能工厂”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授予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造业灯塔工厂，截至2019年，中国共有海尔等5家灯塔工厂。工业富联还有灯塔学院，一些从生产线上减下来的员工可以在灯塔学院学习新的技能。

熄灯工厂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智能化工厂可以解决因人工成本的提升迫使工厂迁来迁去的问题。不少电子业过去是从日本迁到中国台湾，之后再从中国台湾迁到深圳和江苏，再迁往河南和四川，再迁往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些主要是从人力成本考虑，而由于熄灯工厂的建立，这些工厂不必再迁移。当然，下一步考虑到全球化，还是要“走出去”在海外建厂，但那主要是从市场角度考虑，而不再从人工成本考虑，李军旗告诉我。这让我心头一震，当年日本因人工成本高而大规模向海外迁移工厂，导致了工业空心化。而我国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我们的制造业无法大规模迁出。一方面制造业仍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创汇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我国有14亿人的市场，任何哪个国家的制造业都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市场拱手让给别人。听说日本对于20年前把不少工业都迁出去就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智能化时代来临了，想迁回去很难，因为这些制造业当年已被“连根拔起”，再恢复就比较难。

我们还与工业富联的专家们就智能化革新的成本、富余员工的去向和安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在讨论中得知，富士康己经走过了传统制造到精密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转型升级过程，未来向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特色的对外提供智能制造及科技服务的方向转型。今后的工业富联，是集工业互联网、工业智能化、精密制造为一体的新型高新企业。

在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会上有个情节，就是李军旗介绍一个金属地球模型精密加工的过程，这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无法把精密机械加工和智能手机联系起来，不知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工业富联深圳工厂，李军旗引导我们参观了精密机械产品展示和加工中心，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何精密机械加工和手机、笔记本电脑制造之间的关系，也理解了其实代工并不容易，不是家家都能代工。

工业富联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做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壳体加工，这些壳体材料大多是铝做的，但表面加工却是用铣刀铣出来的，而不是打磨出来的，而精密加工的核心却是这些铣刀和微型钻头等精密工具，这些精密工具有些是采用金钢石为材料并用特殊工艺加工出来的。用金刚石工具加工出来的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居然只有40纳米，所以光亮无比，这就是李军旗那天拿着一个铮亮的金属地球展示的原因。精密加工不容易，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李军旗告诉我们，每款智能手机都是艺术家先设计出模型，然后交由工业富联做，而且限定发售时间。所以，每一款手机新上市之前都面临着挑战，这些手机壳体的加工曲线很复杂，壳体内有无数加工的小孔用于固定，我看了摇摇头，觉得不太好做。李军旗拿起一个不锈钢的手机边框，他说这个材料硬度高，要加工做出它的工具既要有硬度又要有韧性，颇费一番功夫。这些加工装备如果靠找日本厂家做，一是工艺不熟悉，二是定制需要很长时间，无法保证工期。正是由于工业富联从来没有耽误过智能手机的新款发布，总能把手机的各种造型加工做出来，所以成为诸多全球知名智能手机厂商的依靠。

厂商的依靠。 郭台铭为何选择李军旗？

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军旗，是在我们一起参加的央视《对话》节目上，我看到一位精干的中年人，用技术语言讲述工业富联的故事。在经济年度人物颁奖会上，他也是用技术的语言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我说，工业富联是不是已经走出了一条通往工业互联网的道路，他却谦逊地修正我，说工业富联只不过是开始了新的探索。

来到工业富联，我对他有了些了解，李军旗早年是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说来和我是校友，因为我的管理工程博士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就读的。李军旗毕业后到日本东京大学深造智能制造，博士毕业后在日本精密技术研究所进行超精密加工研究，在日本从事精密加工研究十余年，后来到富士康从事智能手机等精密产品的设计制造等相关工作，再到现在的熄灯工厂为主的智能制造以及5G产业应用为主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开发。李军旗是个技术带头人，也是个学以致用的典范。

问题是郭台铭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位极具专业背景的高技术人才出任工业富联的董事长，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其实新经济的企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技术应用型企业，如淘宝、百度、拼多多等等，这些企业不一定需要技术型的CEO；另一种属于技术开发型的企业，如华为、联想、工业富联等等，这些企业则应由技术专业人员出任CEO，因为只有对高科技发展趋势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做出对企业发展方向和战略的清晰判断。所以，郭台铭的眼光和选择是十分独特的。

记得以前讨论CEO来源时，大家普遍认为，在工业早期，企业的CEO大多是有生产制造的背景，因为那时产品造出来是关键；之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的CEO往往是由做营销的人担任，因为卖出东西成了关键；而后来，随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上了市，企业管理变成了一大堆财务数字，要把这些东西都搞通不容易，所以资本时代企业的CEO又转由有财务背景的人出任；到现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颠覆式创新来之迅猛，企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不是一般战略原则能搞定的。在高科技时代，一般的科技水平无法对技术的发展做出判断，只有对技术有相当的理解和一定的水平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无疑将颠覆我们现有企业领导层的结构，同时，也迫使更多的人进行终身学习。所以，未来企业中李军旗式的CEO会越来越多，这将会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