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不喊口号看数据:任务进行到哪一步了?
6月28日,习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在改革问题上加重加粗地谈责任谈担当,并明确了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又一次“胡萝卜加大棒”式地表明了改革决心。“权威人士”以来我们观察到了对于结构性矛盾的日渐重视,在高层频繁表态和政策的密集出炉之下,一致预期也逐渐建立:改革的大潮将至,供给侧攻坚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务,去产能的工作自然备受重视。上半年,关于去产能的政策文件多次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本文也将由此出发,梳理去产能工作的始末。
概括而言,文章将主要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去产能被赋予如此大的政策权重?亦即,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体现?紧接着我们借古说今,还原上世纪末朱镕基时代的改革进程,以期从史料中获得借鉴和警示。最后我们全览这一轮去产能工作的现状,并从中挖掘相关行业的市场机会。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产能过剩行业的主要特点包括产能利用率低、企业亏损严重、工业品价格承压等等。政府以GDP为动机的盲目兜底将带来资源错配后的效益低下,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攀升的风险累积等问题。以煤炭钢铁行业为首,我国的传统重工业正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务,去产能刻不容缓。
回顾上世纪末的国内经济形势,当下同样迫切需要扭转“大水漫灌”的增长方式。当年通过供给侧改革、债转股、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速城镇化等方式进行改革,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以纺织行业为例,在去产能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一年后行业即扭亏为盈。因此,虽然现在的涉及面更广、经济增长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眼前这一轮改革仍然值得期待。
判断目前去产能工作所处阶段,我们认为工业品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由2015年上半年工业品价格企稳和下半年遭遇的深底判断,市场在经历一轮民营企业去产能之后,正逐步开启针对国企的去产能化。这个结论从今年上半年投资、信贷、通胀和社会需求等指标上也能得到佐证。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今年下半年将是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去产能的攻坚阶段。
从目前的工作推进来看,相较于前期,这几个月我们看到了高层越加坚定的改革决心以及一系列具体方案的出炉。在多次重磅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央对改革工作“严防不落实”的态度。在相关部委的牵头下,各产煤产钢省市均上报了削减产能的阶段性目标。参考98年的改革进程,我们认为上半年重点部署的煤炭钢铁行业将在下半年逐渐看到成效,并且在之后两年迎来业绩拐点。而有色、水泥、玻璃或将成为接棒煤钢行业的下一个去产能重地。
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杆枪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三去一降一补这事我们说了太久,但似乎不是每一个时期你都能感受到这事被提及得如此频繁。一季度我们看到投资增速回升、房地产回暖,看到CPI悄然上行,洋溢在可圈可点的经济数据里,差点把供给侧改革抛在脑后。
而其实关于全年的工作重点,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明年(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具体任务呢,提了5点: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你可以看到同“三去一降一补”并不是一一对应,但共同点是,去产能是无可非议的第一要务。
高层态度:吃饭睡觉去产能
既然从稳增长到调结构的政策转向感官上是从5月9日“权威人士”发声开始的,那我们也从这里说起。虽然中长期看来,调结构和稳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短期来看,调结构势必带来经济增长的阵痛。这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呢?“权威人士”的答案是这样的: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同时把深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解决办法是加减并用。在去掉无效产能的同时,也要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答案揭晓,下一阶段去产能优先于稳增长。因为“依靠过剩产能支撑的短期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承受的痛苦比去掉这些产能要更大、痛的时间会更长”。
这之后的高层发声对于去产能的态度同样坚决。比如5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比如5月18日国常会商议的央企“瘦身健体”;再比如中央财政安排的1000亿专项奖补资金;等等。
而在梳理去产能进展之前我们先来追根溯源地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到了某个阶段就一定要去产能?第二,我们到了非去产能不可的时候了吗?
为什么去产能非做不可?
于是要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再一次“坚定不移”地启动去产能工作,我们要先搞懂过剩产能这事会带来多少麻烦。
从供给端来看,产能过剩行业基本上有这么几个特点:产能利用率低、行业景气度下滑、企业亏损成灾等。长此以往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家都知道,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短视的,为什么?因为远的不关我事,我只追求我任内的政绩。去产能毫无疑问会使经济基本面承受短期阵痛,这跟地方政府的诉求是相背离的。所以我不管,我先给这些企业兜着别倒,短期GDP我们要做上去。于是一方面,利用财政补贴等方式去支持亏损企业;同时引导信贷资源也流入亏损部门。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来资源配置被扭曲,或者说流向亏损部门而导致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资产负债率上升,于是我们看到这几年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向上走,甚至达到了一些新兴国家诱发金融危机的水准。
不仅如此,如果资源配置流向亏损部门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加剧、产能利用率继续走低、企业亏损更加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这其中的供需缺口还要从需求端去做点工作。为了把需求做上去,以钢材为例,别的管不了,我可以做基建,做房地产。基建和房地产虚高了对钢材的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季度延续这种老路子造成的后果,最明显的就是投资增速回升。而投资增速的回升往往伴随着地方政府重新加一轮杠杆。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数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政府部门赤字率从2.3%拉到了3%,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也比去年多出1万多亿。地方政府杠杆率进一步助推了全社会杠杆率提升,加大了风险暴露。
所以最后的局面就很可能是这样的:
已到破釜沉舟之时
了解了产能过剩的风险,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当下的我们是否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还是数据说话。刚才说到,产能过剩行业一般都有供给过剩或者产能利用率低的特点,另外伴之行业集中度过低等状况;并由此带来企业亏损成灾、工业品价格和景气度下降等问题。这一轮的去产能既然以煤炭、钢铁行业为典型,我们就首先从这两个行业入手。
①产能利用率低,库存率高
钢铁行业以粗钢为典型,2010年以后产能利用率逐渐下滑至2015年的66.99%。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来看,2015年也是钢铁小年,粗钢产量为六年来首降,进入下行轨道,产能利用率也降到冰点的69.7%。
煤炭方面,据国家能源局统计,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其中正常生产及改造的煤矿39亿吨、停产煤矿3.08亿吨、新建改扩建煤矿14.96亿吨,约8亿吨属于未经核准的违规项目。如果按照煤炭行业有效产能47亿吨、2015年原煤产量37亿吨计算,中国煤炭产能利用率已经由04年峰值的140%左右降至只有78.8%。
供给错配、产能利用率低进一步造成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去库存。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制造业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伴随着PMI细分项库存指数的趋势降低,但你会发现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的库存看不到明显的下降。高库存让本就面临下行压力的产能过剩行业额外面临了一层库存压力。
除钢铁、煤炭以外,去产能其他重点行业还包括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这些行业同样面临产能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据我们调研情况来看,目前较典型的如电解铝行业,2015年总产能在3900万吨作用,产能利用率大概只有78%;平板玻璃2015年产能大致为10.87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仅为68%作用;水泥行业更甚,2015年水泥熟料产能约为18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67%左右。
②行业集中度低
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产能过剩行业来说,提高行业集中度是出于淘汰落后产能、维持行业竞争秩序目的下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现阶段来看,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行业集中度在国际比较上仍处低位。以煤炭行业为例,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IEA)资料显示,2014 年美国行业前四大煤企输出全行业过半供给;而我国煤炭行业近年来虽然集中度有所提升,但至2014年末前三大煤企市场份额也不过将将超过20%,前十大企业市场份额则大致为41%,还有较大的上行空间。
③工业品价格承压
供给过剩下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工业品价格承压。如果简单看PPI数据,你会看到2014年以来连续25个月环比负增长的此前绝无仅有的现象,而其中下行趋势最甚的是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采掘工业一度经历了长达一年左右的月同比两位数负增长。
细看我们的主角煤炭钢铁行业价格指数,若以2012年初作为一个小周期里的峰值,那么到现在为止,煤炭钢铁价格指数都几近腰斩。[Page]
④煤钢行业“史诗级”亏损
即使谈供需错配、行业周期都是浮云,那么与一般投资者更为息息相关的企业利润总该引起充分重视了。事实上我们认为,产能过剩的致命点在于它使行业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受损;换言之,如果产能过剩并不带来企业效益的降低,这种产能过剩并不具备太多经济意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审视煤钢行业以及其他我们关注的产能过剩行业。从时间轴上看,煤炭钢铁行业的企业效益在07/08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便开始了跌跌不休。2015年,国内超过30%的煤炭行业面临负盈利;而钢铁更是面临全行业将近600亿人民币的巨亏。企业效益降到了冰点。
从盈利能力来看也是如此,可以看到目前去产能的重点行业煤炭和钢铁在11年以后就开始出现盈利能力滑坡的现象,到13年以后整个行业的景气更是持续低迷。正如我们所说,如果产能过剩对行业的盈利能力造成冲击,去产能就势在必行。
直接看上市公司或许大家更有感觉。按照WIND行业分类,81家煤钢行业2015年共有42家亏损,占比过半,其中27家亏损超10亿。钢铁巨头武钢、酒钢、重庆钢铁[0.00% 资金 研报]和马钢更是遭遇超过50亿的史诗级亏损。
⑤资产负债率陡增
我们说去产能往往是伴随着去杠杆一起做的,原因在于,产能过剩往往也伴随着杠杆率走高的现象。数据显示,目前煤炭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67.7%,处于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钢铁行业的总负债超过3万亿,平均资产负债率也在70%左右。
还记得“权威人士”是怎么说杠杆的吗?“树不能长到天上去,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而现阶段部分传统制造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有色、水泥、玻璃、造纸等产能严重过剩,工业品价格承压,企业效益低下,并使得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一路走高——所以这一阶段再谈去产能问题,已是破釜沉舟之时,务必是要真枪实弹去做,抱着断腕之心去做。
那些年我们一起改革的纺织业
在后工业化时期,在经济增速降档的当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当口,去产能无疑是一个大工程。大事面前,中国人讲究“以史为鉴”。于是改革如何推进、去产能如何落地这件事,我们可以回到上个世纪,去看看朱镕基时代纺织业的去产能始末。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故事还要追溯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原来那一年小平爷爷不仅画了一个圈,还由此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投资高潮。
事情的根源在80年中后期,高通胀迫使决策层执行了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和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为了刺激经济,政策面用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强刺激,果然,经济基本面从1992年2季度开始迅速回暖。全年GDP增长率达到14.2%;CPI从1992年3月开始突破两位数,1994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峰24.1%;M2激增,当年增长率达到31.28%,同时银行信贷放松,1992年的金融机构现金投放量是1991年的2倍多,1993年更是高达1528.7亿元。大量的货币涌人市场,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高速的信贷投放引致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增,引发社会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积累了大量低效产能和过度杠杆,而市场却因为体制障碍无法进行有效的出清,导致资源错配,大量无效产能集中在低端产品的供给领域,信用资源浪费在亏损部门。
随后,在政策收紧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双重挤压下,全社会的总需求出现萎缩,进一步反射出供给端的过剩,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0%,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极低。其中纺织行业问题最为严重,产能利用率已不足40%。
投资热、宽信贷、高通胀、过剩产能、企业亏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在15年和16年一季度,又重新面临上世纪末的选择:继续大水漫灌式经济增长,还是攻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当时的选择是后者。1997年末,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1998年1月13日上海申新纺织九厂压产改革第一锤拉开了去产能的改革序幕。针对产能过剩问题,朱镕基总理主要从四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①以纺织行业为首,明确去产能指标
首先,针对当时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纺织行业,政府在98年《国务院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
从历史进程来看,1998年确实因此成为了纺织业的重要拐点。有效清理过剩产能之后,全行业在1999年终于扭亏为盈。
另外,在98年去产能以前,纺织行业连续亏损,ROE也一直为负,而当98年纺织行业真正开始压锭以来,全行业的ROE很快就恢复甚至超过了产能过剩之前的水平。
如果把ROE三项分解来看,虽然杠杆率从高位回落,但销售净利润和资产周转率都有明显的回升,是推升ROE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企业不再进行非理性的无序投资、扩产,于是生产的效率提升,反映到数据上,我们看到企业营收的恢复速度要快于总资产的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资产周转率的回升。另一方面,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企业负债成本减轻、运营效率提升,反映到数据上,我们看到企业利润的恢复速度又要快于企业营收的恢复速度,这就导致了销售净利润率的回升。
②实施债转股,剥离银行不良债务
今年3月中旬,尚福林在两会部长通道的暗示,以及总理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讲话,一度引发了对新时期通过债转股降低全社会杠杆率的猜想。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处理国企不良资产的时候,债转股就曾试行过。当时的承接主体是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在不良资产处理中分别对应建行和国开行、工行、农行、中行。即由银行将不良贷款出售给AMC,AMC承接之后将此转换成对负债企业的股权,以时间换空间,待企业度过经营低谷后(业绩改善、周期复苏、资产重组、上市等)出售股权来实现盈利。
债转股的试水也取得一定成效。20世纪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一度达到20%以上,在四大AMC成立后四年的2003年,不良率已经下降至17.9%。相关统计也显示,在改革推进后的几年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持续位于下行通道。
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
大家还记得“权威人士”在谈及下一阶段政策环境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与上世纪末的做法完全吻合。98年那一轮改革中,在对实体经济大量投放货币和信贷资源之后,政策面缩紧银根,有效地抑制了高通胀走势。
④加速城镇化,刺激新需求
改革的第四项措施是在需求侧通过房改、税改、汇改等措施,带动高速城镇化,并由此释放新需求,作为对供给侧改革的补充。数据显示,1999年到2000年是我国加速城镇化效果最明显的一年,城镇化率由30.89%陡升至36.22%
从改革效果来看,整个进程在淘汰落后产能、国有企业改革和不良债务剥离上取得可观成果,但也带来了失业和居民财富滑坡等后续问题。
审视:还有哪些不一样
上一部分内容大致梳理了98年以纺织行业为首的改革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与今天面临的局面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但毕竟时过境迁,在以史为鉴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一轮去产能所面临的一些新环境。
①涉及领域更广,任务更重
98年去产能的重点领域是以纺织行业为典型的轻工业;而与17年前不同,此轮去产能的主要对象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且这些对象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国企,去产能难度高、压力大。
另外就规模来看,当年的重点纺织行业去产能目标主要是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而这一次,仅就煤炭行业,从目前已经签订责任书的25个产煤省区来看,已经涉及8亿吨产能和150万职工——再算上钢铁以及后续将跟进的有色、玻璃等行业,体量同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②去杠杆的方式将更加温和
17年前对于银行部门的不良债务主要采取成立AMC进行债转股的方式,但是从“权威人士”讲话来看,债转股这条路大概率将遭封堵。四大AMC为处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应运而生,但目前已基本实现商业化,则其对是否接手不良债权的标准可能提高,能处理的不良债权规模有限。
因此这一轮去杠杆的过程恐怕难以重现当时的立竿见影,而大概率将通过渐进式的债务违约配合“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完成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与此同时通过适当的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加杠杆保持经济的韧性。
③强调创新驱动,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刺激总需求
在98年的改革中我们看到,在需求端的刺激主要通过税改、房改、汇改等措施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刺激新需求。但17年后的今天,在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再想通过这一方法进行需求端刺激恐怕难达期望。而我们发现这一轮调结构中,创新被充分和反复强调。通过创新驱动增加有效供给,即增加能够满足需求的供给,将是这一轮改革同98年改革的一个显着区别。[Page]
从现在到将来,可以期待什么
有了动机,有了参考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策面如此频繁地表决心,我们一定要往下做。按照“权威人士”的说法,即使“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即使会牺牲一些增长数据,即使“没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行动”,也要做下去,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可喜的是,从这几个月来看,去产能的工作看到了更加周密的计划和更加接地气的方案;可盼的是,当年的改革重地纺织行业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进程中全面改善了业绩,则如果改革这块石头真正落地,我们可以期待煤钢行业、以及之后跟上的其他领域也迎来一波改革红利。
去产能周期,我们走到哪了
谈产能过剩的问题,本质上是供需关系的博弈,所以要去判断在去产能这个周期里我们现阶段的位置,工业品价格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时间轴上看,工业品价格在12年底面临一次底部,13年中一次底部,14年末一次底部,15年末一次更深的底部。13年年中探底之后,13年下半年到14年上半年有一个稳定期;但是2014年8月份以后工业品价格再次经历了一个猛烈的下跌,这一部分下跌大约在去年8-10月份才稳定下来,其间再次造成了企业盈利非常严重的恶化和企业设备利用率的下降,或者说是又一次突出了产能过剩问题。
再看从14年底到15年上半年(环比数据清晰一些),在这个期间内实际上经济的总需求并没有明显的恢复,但工业品价格却迎来了一个回稳期。何解?答案在于私人部门的去产能。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属性使得其面临需求端冲击的时候,自发完成了一部分市场出清。民企去产能在去年二三季度表现的比较活跃。
故事往下走,15年的工业品价格再次面临底部,且比起前三次来得更深。而这一轮的暴跌根源在于,民企的自发出清放在整个供需错配的大环境里仍是杯水车薪,去产能的重头国企仍然步履蹒跚,这个问题在去年底被市场反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在15年11月份,我们看到政策面开始下定决心要去产能,这是为什么去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而除了明确去产能将在下半年加速以外,我们更要明确这一轮去产能的领域已经由民企过渡到国企。
针对从民企的去产能到国企的去产能,我们还将在未来半年看到一个显着的变化,那就是,市场主导的去产能会逐渐演变为由政府主导的去产能。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去产能是从二季度开始的。标志在于一季度数据抢眼的投资乃至整个需求端在二季度有了明显回落,政策面由需求端的刺激转向供给端的去化。
我们再提供几个数据作为佐证。参考98年那一轮改革,可以看到有几个宏观指标伴随着去产能的推进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目前所处阶段的一个标准:比如投资、比如信贷、比如通胀。
先看投资数据。我们知道,15年下半年是投资比较低迷的一个时期,一直到今年年初,在“稳增长”大论下,一季度的投资数据勉强高于去年全年数据;而在老增长路子下向来吃香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升,贡献率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半壁江山。二季度风向改变,即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速、去产能提速,你可以看到投资数据的各个分项已经呈现一定回落的迹象(或者至少是持平而不再继续膨胀)。而这个迹象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表明这一轮去产能提速在即的一个证据。
信贷数据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一季度超预期的信贷投放在二季度已经看到了收敛。
通胀数据亦然,货币政策趋紧带来社融规模和信贷规模的一定萎缩,进而造成CPI物价指数的窄幅回调。
同时,98年那一轮改革还伴随着一个需求回落的过程,我们从当下的数据中也发现了这一特征。
说了这么多问题其实本质只有一个,去产能启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需求端收紧,而这个特征会反映在投资、信贷、通胀等等指标上面。基于这些指标审视当下国内经济环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下半年开始是去产能工作全面展开的攻坚阶段。
强调落实,严防不作为
我们要知道,如果政策面集中火力非常非常重视个什么事,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这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做就玩完;要么,这事喊了很久大家没当回事,必须得动点真格。去产能这件事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关于重要性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不再赘述,而看进展你会一目了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到现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么强调了,今年上半年的成果是比较让人失望的。来自统计局数据,以钢铁行业为例,供给前十大省份相较去年并没有明显的产量削减。
于是在二季度你会发现,去产能这件事从天花乱坠地谈理想转向脚踏实地谈落实。说到落实就不得不提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在此之前先插播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学习论坛上的讲话在文末讲到的“为官不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认为在新届领导班子上来之后,反腐之风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了一些官员不作为的问题。这当然不是高层想看到的,所以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提及更加频繁。
而第十三次会议不但说了,而且说得更露骨,就差指名道姓了。于是总书记化身班主任,说啊,有些地方已经出台政策措施了,有些地方开始研究方案了,这个要表扬;还有些地方措施制定得不到位,还有些地方还没开始活动,你们要注意了,因为现在的工作可是“盯住看,有人管”。怎么管?定期上成果啊,于是现场就看到江苏、重庆、河北和深圳四个同学汇报工作了,也告诉改革工作推动比较慢的地方,你们抓紧了。不仅是地方政府汇报,几个牵头的或者承担重点项目的部委也被一一点名了,包括发改委、国资委、住建部等等。这三个部门具体做啥的一打听,政策导向也呼之欲出了。所以要我说,这次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颇像个动员大会,大家歃血为盟,真正把改革落实下去,也很好地表明了下一阶段“严防不作为”的态度。
最近又在去产能工作在部署上引入了问责制,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6月27日和28日,总书记连着召开两场重磅会议,不得不加以重视。27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概况起来无非是:强调地方、强调问责。
27日的会议上,总书记强调了地方在推进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地方各级党委要多在攻坚克难、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并“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的创新做法”。回顾近期相关改革措施也可看到一以贯之的内容:比如6月15日发改委发文总结去产能工作进程,也突出了对地方工作的细化和监督。
28日的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将问责制定位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且在开篇便说“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而回头去看27日的会议会发现针对改革工作,也谈了同样的事情。既然改革工作要落实到地方,地方官员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改革“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再说的更露骨一点,为了把改革创新工作落地,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因此下一阶段在改革工作上也预计可以看到出台更多因地制宜的政策和反馈机制的建设。
紧锣密鼓,去产能进展全览
在高层频繁表明决心并施加强制的推动下,今年以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从顶层设计到相关部委推进再到地方具体指标,对去产能(尤其是煤钢行业)的工作部署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可行的方案。
首先,在政策出台方面,以2月的两份国务院顶级文件为引领,财政、金融相应配套措施也相继出台。其中,钢铁、煤炭行业分别给出了“5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和“3至5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的具体指标;央行牵头在信贷及其他金融资源上进行差别化配置,撤回对产能过剩行业及僵尸企业的融资支持;另外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安排,对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问题进行兜底。
在此基础上,发改委牵头产煤产钢省市区进行具体的工作部署,至6月中旬已在工作机制、政策配套、目标分解和抓典型示范等方面有了可观进展。
目前,各涉及省市区也已分别上报未来几年的煤钢行业去产能目标。但从目前来看,各地区目标总和已远远超过国发6号文和7号文提出的总目标。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关注已削减产能的重复申报以及“减产能不减产量”等问题。
市场机会在哪里
若以1998年对纺织业的改革为借鉴,我们可以看到,在化解产能过剩推进后的第二年,行业即全面改善业绩,银行的不良债务也得到有效控制,工业品价格回升。但改革也带来一些负面问题,虽然政策面有意通过加速的城镇化刺激总需求,并对170万人员安置提供一系列财政支持,但需求侧还是受到了一定冲击。
这一轮去产能我们面临更沉重的任务,缺乏快速的降杠杆工具,同时在经济降档之后面对来自“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全新挑战,因此在工作部署上,相较17年前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地方分工,采用了更加温和的债务重组方式,同时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来扩大有效供给,为经济增长新动能蓄力。
而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创新”的政策能够有效落地,未来几年仍然能够看到企业部门在效率提升、债务负担减轻的情况下,出现类似1999年开始的盈利、ROE双升等现象。且上世纪末的经验表明,产能过剩行业ROE反转,带来的不仅仅是本行业利润增速回升;去产能一旦成功带来的工业品价格回暖、供需缺口减小,将使整个工业企业部门受益。
最后从时间轴来看,1998年全面启动对纺织业的改革之后,1999年行业即扭亏为盈,而大幅改善是在2000年,之后的ROE趋于平稳。目前去产能工作投入的物力财力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上半年政策的频繁发布和地方工作的展开也有望在下半年迎来全面发酵。因此我们认为,煤钢行业将在明年及后年迎来业绩拐点,并带来相应的波段式市场机会。
除煤钢行业以外,后续还将推动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去产能工作。若以产能利用率为标准之一来衡量紧迫程度,我们认为下一步的工作将从有色、水泥和玻璃三个行业继续展开。事实上,有色行业的去产能工作也已经有了重大进展。6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有色金属工业“去产能”指导意见》,预示着有色金属行业很可能接棒煤钢,成为下一个去产能重地。果真如此,则有色行业的市场红利很可能出现在17年底至18年初。
编辑:马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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