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什么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王小鲁：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改革制度，改善分配，培育国家长远发展动力

  什么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记者：一季度反映出的问题是去产能越去越多，去杠杆越去越高，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政府目前有备选项吗？这些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王小鲁：首先，现在的经济下行是过去结构失衡的结果，也包括政策的失误，如果结构继续失衡，宏观政策不作调整，那未来面临的困难还要更加严重。因此，现在的经济下行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硬要靠人为措施来改变它，一定要把保短期经济增长率作为首选，那必然要延续过去不适当的宏观政策，加大刺激，必然要把结构性改革、把体制改革无限期向后推延。而且这些刺激政策是不利于结构改革、不利于体制改革的，所以在促改革、调结构和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之间做选择，第一位的应该是促改革、调结构，而不应该把保短期增长摆在第一位。

  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为的是在渡过困难期以后经济增长能够更加顺利，更可持续，而避免经济不断下行，陷入长期箫条。具体的说，就是应该果断减少过去不适当的政府干预、不适当的各种优惠政策、不适当的投资鼓励、不适当的货币刺激，回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轨道上来，培育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供给侧改革要做的事情。

  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重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若干体制和政策问题。首先，过去政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但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过度偏向于投资，也过多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但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却仍然不足。这不利于消费需求回升。必须说明，这几年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是明显上升的，有些领域上升还较快；但总体而言，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都仍然是不足的，公共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都存在着不足。

  各级政府过去热衷于GDP增长和扩大投资，把这些看作政府的主要政绩。但经济增长和投资的任务主要应由市场、由企业来完成，政府减少干预，可能市场会做得更好。当然有少数领域需要政府干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短期内不赚钱，所以私人资本可能不会去做，需要政府来投资。但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也需要合理适度。并非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好的，有些是低效或无效的。政府的中心工作应回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共秩序，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过去的一个偏向是政府常常去抢应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而忽略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目前七亿多城镇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没有城镇户口的新城镇居民。他们多数人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家还在农村，孩子还在农村，长期身份不能改变，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有些人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很多年，还是不能获得城市居民身份。这正是当前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前年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目标，在2020年以前要解决一亿人的城镇户口，但据我所知，户籍改革进度很慢，按现在的进程恐怕完不成这个任务。各级政府对完成这一任务不积极，它们不认为解决这些居民在城镇安家落户、获得户籍、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是自己的职责。但是很多不该投资的项目，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这说明政府行为发生了偏差。这是政府改革要做的事情，政府改革要使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政绩好不好，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由上级用几个指标来评价，我觉得这方面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

  政府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有一个重大调整，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减少过大的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这一步很关键，做到了消费率就会回升，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会逐渐下降。所以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用低工资保持比较优势？不合理！

  记者：您最近提到我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而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等因素，抬升了企业用工成本。但老师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工人或者居民的收入应该符合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老师怎么看待通过降低或者改变最低工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王小鲁：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不是低收入国家了；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现在是7000多美元，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工人工资不增长或者是低增长，怎么可能一直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永远维持经济高增长呢？就算能够靠低工资维持高增长，但如果老百姓不能从增长中得益，这样的高增长有意义吗？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老百姓，中国已经度过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工资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相适应，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低工资时代了。

  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是慢于GDP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几年工资增长加快了。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工资占比不断下降，最近这些年工资增长快一点，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现象的纠正，我认为是正常的。要改变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过低的状态，需要有一个时期工资增长快于GDP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认为必须继续保持低工资以维持比较优势的观点，并不合理。

  观察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它们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阶段，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是稳定的或提高的，而不是下降的。它们的劳动报酬占比一般在60%以上，几十年前就是这样。我们的劳动报酬近几年虽然有提高，目前占比还只有50%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占比有所提高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这种提高，消费比重过低的情况扭转不过来，结构失衡也无法纠正。

  当然，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工资增长如果过快，确实有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所以工资增长还要适度，需要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工资的增长主要靠市场主导，而不是靠政府主导。我认为各地政府规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有必要的，总体上来讲是合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企业承受能力。

  至于《劳动合同法》，它在保护工人劳动就业、获得报酬、享受保险等权利方面做了很多规定，我认为是必要的。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健全起来。有人说中国《劳动合同法》早出了几十年，如果意思是说几十年内不应该有劳动合同的法律，不应该有劳动保护，那这是完全站在资方的立场上说话，无视工人的利益。整个国民经济的蛋糕在做大，劳动者报酬只能切一小块，剩下的一大块应该切给谁呢？都切给雇主吗？或者都切给政府吗？这是不合理的。蛋糕做大了是劳动者、管理者、企业家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当然应该公平分配，应该共享做大的蛋糕。忽视劳动者的利益是错误的。

  但是，《劳动合同法》中的某些条款也许对劳动力的流动性有不利的影响，比如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是否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性、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影响？据说实践中有些雇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避免都变成固定工，合同没到期就提前解雇工人，这可能是一个负面影响。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一部法律可能有利，也有可能有一些缺陷，但不能一概否定。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取得社会共识，不足之处可以在未来法律修订中解决。

  中国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人爱存钱？扯！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天然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中国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正是因为居民消费意愿不高。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因为高储蓄，只能搞高投资，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否合理？

  王小鲁：笼统讲中国有高储蓄的传统，这是存在的，世界的平均储蓄率大约在10%到20%，GDP的80%以上是拿来消费的，中等收入国家储蓄率也不到30%。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储蓄率就已经到了35%-36%，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储蓄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多，这中间经历过缓慢上升，但在2000年之前基本没有超过40%。这已经是高储蓄了，也促使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济高增长。因为高储蓄，所以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而投资是中国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Page]

  但是2000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变化，储蓄率从百分之三十多、四十急剧上升到了50%，2010年达到51%，而消费率掉到50%以下，居民消费率只剩下36%。这就导致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一个国家拿GDP的一半来储蓄和投资，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是用历史传统、老百姓的习惯等等说法不能解释的。我觉得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这期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导致了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收入差距扩大时，国民收入的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而高收入人群是高储蓄人群。这是导致储蓄率超常上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这期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业收入比重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而且，企业收入中是垄断性行业收入上升快，一般制造业、竞争性部门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政府收入比重，如果考虑到每年几万亿元卖地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等因素，上升幅度更大。因此这期间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都是上升的。

  第三，政府收入增加后，这个钱怎么花？可以用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会减轻居民负担，增加老百姓的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这会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各级政府都要政绩、追求GDP，因此更喜欢用来投资。对公共服务倒不怎么热心。有些地方的官员特别热心搞投资，还和腐败有关，因为从中可以捞油水。而且除了用政府收入投资，还要借银行的钱投资，再加上用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地刺激社会投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然会越来越高。此外优惠政策还是一种倾斜政策，会改变市场利润平均化的规律，实际上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预。同时，宏观政策也在刺激投资，经济下行期会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以刺激投资，会促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结构失衡的背景原因，或者说是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这和现行的财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收入分配制度都有关系。这种结构失衡不能用老百姓的储蓄习惯来解释。

  供给侧改革就行了？还应重视需求结构！

  记者：当前我们提出要施行供给侧改革，而此前政府都在倡导结构性改革。您觉得供给侧改革，针对当前经济问题，是不是对症的政策选择？又跟之前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在实行供给侧改革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其他的因素吗？

  王小鲁：我觉得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存在结构问题。供给侧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上被打了折扣。各级政府在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关心投资胜过关心给老百姓提供服务，在很多方面替代了市场，这是过去一个突出的问题。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都与此有关。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严重，但过去这些产业都曾经受到政府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十二五期间鼓励七大新兴产业，结果光伏产业、风电产业都出现了严重过剩，这实际上是政府过份刺激和鼓励的结果。

  新兴产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支持，但关键是改善市场环境。对看准了市场前景良好的新产业新技术可以有些支持政策，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但不能过度，不能改变优胜劣汰的原则。过犹不及，过度了就会走向反面。这种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干预投资、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又往往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一些僵尸企业年年亏损，长期不倒，原因正在于此。这些都是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调整，主要应该着眼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资源的错配，当然也就会降低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实现结构优化。这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应该做的事情。

  供给侧结构改革，还应该完成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改善人力资本供应状况。这是经济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两个目标也不是仅靠政府花钱就能实现的。

  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首先需要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优胜劣汰，使企业增强创新的动力。其次，需要对企业的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使企业敢于创新。第三，需要培育市场导向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小企业融资机制，使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得到资金支持。有些地方政府对所谓高技术企业大把花钱补贴，却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高技术，企业是否有效率，技术是否有发展前景。这样的资金支持，反而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鼓励寻租行为，也促进不了研发创新。

  改善人力资本供应，首先教育体制需要改革，职校、高校要能够有效培育市场需要的技术人员，和有事业心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用行政管理方式管学校、分配资金，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也很容易助长假大空的学风和学术腐败、寻租行为，不利于实现上述目标。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需要的，但需求侧同样存在很大的结构问题，关键是投资率和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因此需求侧也需要结构性改革。讲需求侧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传统的刺激政策的老路上去。一说需求侧有问题，马上就想到要刺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扩大投资，这一套思维方式有很严重的局限性。目前需求侧的问题不能继续用货币刺激和扩大投资的办法解决，近年来的货币刺激、政府投资扩张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下行的问题。

  今年一季度信贷投放和政府投资力度加大，有几个经济指标出现了某些好转，有人就认为已经要见底回升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09年，大规模政府投资以后经济增长迅速回升，但是2010年以后经济就再次下行。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只带来了一年多的短期效果，而带来的长期效应却是相当负面的，给现在的经济增长留下了严重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强刺激的结果。现在如果回到传统刺激政策的老路上去，至多今明年把GDP拉起来零点几个、一个百分点，但后年和更长期的困难要更严重，杠杆率会继续上升，产能过剩会加重，效率会继续下降，增长也会再次走软。

  记者：实施刺激政策的一个理由是需要维持宽松的经济环境，以推动经济转型、实行供给侧改革。这种观点听上去也蛮有说服力，但如果照此以往，是否困难只是向后推移了？应该怎么认识这种政策主张？用刺激政策来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问题在哪？

  王小鲁：如果一个人吸毒上了瘾，不吸的时候就要发作，会很难受，这时候一吸毒就舒服了。那是不是就有理由认为他应该永远吸毒？

  这种政策说严重点就叫做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太重消费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建太多是浪费，重消费是积累人力资本！

  记者：但是一些观点认为，如果把过多的资金放在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支出方面，这些钱花掉就花掉了，不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果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会留下来东西，会长久的发生作用。

  王小鲁：这种观点违背经济学常识。如果想要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老百姓一定要消费，没有老百姓的消费，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蛋糕做大了，但是要压制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坚持要把做大的蛋糕不断变成固定资产、变成钢筋水泥，认为这样才可以留下来，但留下来的很可能只是一堆废物，一堆过剩的产能，是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很多三线四线城市出现空城、鬼城，盖了一大片房子，因为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投资变成了空置房、过剩产能，造成资源浪费。有些地方修了高铁或高速公路，却没有多少客流，不但投资收不回来，还会长期亏损，会不断耗费公共资源，那为什么还要在这种没有效益的项目上投资呢？

  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发展带来的好处必须全民共享，否则就会出问题。像上世纪80-90年代，有些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度超过0.6，极度的两极分化，极度的贫富不均，带来了经济长期停滞，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了。

  另外，认为国民收入被人消费了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忽视了人力资本。钱被人消费了，如果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健康状况提高了，就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这恰恰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什么是最大的财富？人是最大的财富。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缺钢筋水泥建筑，而是缺人，缺有素质、有良好教育、有职业技能的人。如果在这些方面人力资本能够增值，能够更快提高，那么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要快很多，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一定更有后劲。而这恰恰是要通过人的消费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