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复产迅速，疫情影响正在减弱

调查显示，截至2月下旬，制造业中的国企基本复产，复工率也在逐步上升。央企国企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是复工的骨干力量。例如山西汾酒集团2月10日启动酿酒生产，目前5500余名员工返岗，是白酒行业第一家实现复工复产的企业。相对于央企国企，由于地方对农民工返城的防疫管控约束很多，制造业民营企业复工难度大、困难多，但复工主动性高、积极性强。调查显示，30%的企业都反映复工门槛过高、过度防控现象普遍存在。

制造业复产企业数量增加较快，但员工复岗率还不能同步提升，处于“不对称”阶段

一是制造业企业复产率接近70%。多数企业从2月10日开始复产，例如截至2月25日，金川集团3.3万名员工中复岗率达到95.8%；美盈集团2月10日已复产，但员工复岗率仅达到30%。

二是当前员工复岗率与企业复产率不成正比。从正在返城的员工来看，截至2月下旬，员工的复岗率远远低于企业复产率，存在“复产难复工”的问题。例如，浙江东阳中信红木家具集团依靠本地260名员工已经复工复产，但复岗率只有38%，占员工总数一半以上的外地员工不能如期到岗。

三是从企业内部各类员工的复岗率情况来看，目前“倒金字塔”现象较多。调查样本中，管理人员平均复岗率为29.9%，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复岗率为24.3%，占员工总数一半以上的一线操作人员的平均复岗率为19.8%。一线操作工复岗率成为复工复产的关键。例如，目前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主要是生产线上的一线员工缺岗多，造成生产线不能全面复产。

四是少数特大型企业用工量很大，人员从各地返城难度差异性大，各地防疫要求不一，加之准备防疫隔离用房以及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存在难度，场地消毒、分批就餐等需要专门安排，很多企业不得不考虑先部分复工、分批复工以及延后复工。例如富士康集团深圳、郑州园区春节前用工量都达20万人，目前郑州科技园区返岗率约20%；复岗率高的蓝思科技集团浏阳工业园区有10万名员工，目前仍然有20%的员工未能到岗。

五是目前全国农民工输出地大都是中西部疫情低风险地区，但截至2月下旬，由于部分返城防疫“一刀切”的“过度”严管，很多企业不得不延后复工。课题组调查期间，不少企业反映，由于外地农民工返城须开具健康证明等材料，手续繁琐，给返城复工带来很多困扰；员工返城后需隔离观察14天，造成“返城还不等于复工”现象。由于迟迟难以恢复产能，上下游产业链紧扣的富士康，面临巨大的企业运营和订单交付压力。

六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复工难度大、复产延后，有些企业采取灵活用工方式来缓解当前复工难题。这次防疫中，共享员工正在成为一种有效的快速复工模式。例如华晨宝马沈阳工厂复产缺工，通过共享员工平台从集团外先调剂50名一线操作工，同时一汽丰田通过华晨共享用工平台应急使用了220名成熟练技工，保障3月初准时复工复产。

七是居家或者远程办公并不适合制造业，只能辅助复产复工。例如防疫中上汽集团管理团队主要以弹性工作制或者远程办公为主，但整车生产厂是以一线操作工为主体，远程办公无法满足岗位实际需求。

当前疫情对制造业企业复工冲击影响程度正在减弱，尤其是春节以来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实现防疫与复产“两不误”，向制造业传递出“防疫与复工可以同时实现”的信号

尽管此次疫情是阶段性的，不会改变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走势，但是疫情对于供需产业链的短期影响不容忽视。例如，苏州大卫地板公司原料供给来自南美洲巴西、秘鲁、圭亚那等地，按季按月购买板材，错过一季度再补就很困难。

从复工对就业的影响来看，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企业用工会发生恢复性反弹，不少防疫物资等相关制造业企业出现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等现象。例如甘肃扶正药业、西藏奇正藏药、山西振东制药集团等企业的防疫药品需求急增，春节期间员工仍然正常上班，加班加点生产，并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就业。

疫情对制造业的民营中小企业短期冲击性较大，民营工业企业的资金链条已经普遍处于紧绷状态。例如塞牧羊服饰股份公司由于疫情复工受阻，相关货款积压造成公司面临资金链条断裂的风险。

防疫对制造业企业复工的影响，已经表现为由招工难与就业难的“旧两难”，变成招工难、复工难的“新两难”。企业复工迟缓，使中低端劳动力同样面临失去岗位的风险。

对症下药，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复工

第一，拓展农民工返城“定制化”交通服务。当前，针对农民工返岗难问题，人社部专门成立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协调小组，各级人社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企业开复工信息、防疫要求等，并进行分区分级指导。应强化输入地和输出地对接，推动农民工输入地实施“包车、包机、包专列”等有效办法，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精准复工，安全复工，便捷复工，使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基本得到满足。

第二，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推行输出地农民工数字化健康证明，发放农民工“健康码”通行证，解决复工的农民工走不出去的问题。例如杭州“健康码”启用以来使用率很高，其他地方也可借鉴，形成农民工“健康码”在全国多地的“一卡通”。

第三，鼓励企业创造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缓解企业用工短缺。政府与企业合力解决口罩等防护物资缺口和隔离用房紧缺等困难。

第四，简化企业复工复产审批和条件，由管制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按照分区分级原则，低风险地区取消以疫情防控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备案等行为，企业复工复产无需批准、无需签订承诺书，不得要求返岗员工提供多项证明。

第五，加快扶持企业尤其中小企业，保证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接地气”、见到实效“冒热气”。除优先扶持先进制造业和重点扶持新兴产业外，要积极扶持防疫产品上规模、上档次，提升国际竞争力，形成疫情结束后出口产品新优势，也要支持家具、服装、制鞋和食品加工等民生产业转型升级并走向高质量发展。

第六，鼓励企业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人文关怀。鼓励多劳多得，也要允许技高多得，使大多数农民工成为技工、优秀的农民工成为技师，从根本上缓解“招工难、技工荒”问题。“低谷”时往往更能挖掘自身潜力，企业复工受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大力扶持渡过难关，也要化危为机，运用市场“看不见的手”助推发展转型，推动企业从人力资源开发转向人力资本提升，为战胜疫情后提升农民工技能和企业竞争力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