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下）

　　由于２１世纪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２０世纪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挑战又将到来。这里讲两项目前可以预见的挑战：

　　第一，ＷＴＯ的冲击

　　今年下半年以来，报刊上对中国在加入ＷＴＯ以后短期内会遇到哪些挑战的报道开始多起来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报刊和各种会议上所强调的好象都是长期利好的一面，而没有说我们怎样做才能把短期冲击转变成为长期利好。接近年末，许多部门、许多地区、许多企业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拟定了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实际上，不同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在认识程度上的差距很大。至于说到措施，差距就更大了。

　　我们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现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垄断。实际上它们的这种垄断地位是很脆弱的。一旦向国际上的惯例看齐，受冲击的程度还很难预料。例如最近国外股市上出现了两次有关中国的大的波动：一次是移动电话由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引起的红筹股的大幅度下跌。股价大幅度下跌以后，信息产业部的负责同志出来澄清，说两三年内不会改。这样，股价有一点回弹。但是，这个讲话深层的负面影响更大。市场反映，中国的监管部门的随意性太大，不可靠。另外一次是最近刚发生的，国家计委决定国内油品价格随着世界原油价格下调，引起ＳＩＮＯＰＥＣ和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的股价急剧下滑。本来，既然中国油品价格已经与国际接轨，国际原油价格一涨，我们的油品价格就跟着涨，国际石油价格下降，国内油品当然也应当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资人却说，你们的一个公司路演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政府承诺上调的时候马上就跟着调，下调的时候要有一个滞后期，现在的做法违背了原来的承诺。

　　这里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在加入ＷＴＯ以后还能保持多久，它们不靠这种垄断权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二，新经济的冲击

　　前些时候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其实，这方面的冲击虽然会很大，但是并不是太难解决的。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能够适应，能够发挥我们的优势，是完全能够迎头赶上的。最近我去香港看国际电信联盟的四年一次的亚洲展，跟电信界的朋友有很多讨论，比如说，他们也承认，我们深圳华为这个民营企业在光通讯技术上是在世界前列的。可见中国人不是不能干，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环境常常抑制了人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体制环境，把我们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

　　２０世纪末期以ＩＣＴ等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将是网络式的，不是层级式的。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本来市场经济就是对层级制社会组织的一个冲击。这一关我们就没有过。现在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从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到整个社会的网络化，要求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发生改变。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不能适应这种状况，起码新技术发展不起来。新的技术要在新的社会组织下才能顺利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经济时期，当使用非常粗笨的工具时，可以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而机器大工业就需要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大军；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自由意志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久前我在全国政协的２１世纪论坛上主持过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对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不应当强调“亚洲价值观”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然后听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午餐讲演，我想他一定会谈这个每会必讲的题目。使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亚洲价值观”。相反，贯穿他整个讲演的只有一条，就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从接班人的选择到投资，都要考虑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后来在政协的组织委员会总结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

　　最近我去香港接受浸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时，正好李光耀先生在同一天接受了中文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学生们以李先生在新加坡实行权威主义为由示威，反对授予他学位。我想起来他在“２１世纪论坛”的讲演，觉得学生们太求全责备了，所以我就跟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和同事们说，学生们看不到人家的进步。但我的同事认为他虽然说了，但做得还不够。接着我到了新加坡，问我那些新加坡朋友怎么看。我的这些朋友，有企业界的，有经济界的，还有属于精英集团的。他们认为新加坡领导正作出极大的努力去适应２１世纪的新经济。例如，新加坡新一代的领导人已经对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特殊私有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还有执政党（统一行动党）非常注意吸收专业人士，就是拔尖的人才。因为过去的民意调查显示，专业人员往往不喜欢新加坡那样管束太严的环境。这就使得新加坡在九十年代高新技术创新显得不那么活跃。新加坡领导人为适应新经济作出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国大多数地区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即使一些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进地区，也还没有建立法治和其他的现代社会体制。我们原来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层级制社会，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来管理。很难设想在网络社会还按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那么，管不了就会出现冲突，出现混乱。２１世纪将是一个非常有生气，非常动态的社会。适应不了这种状况，社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紧张关系。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要加以适应。

　　三、如何面对挑战

　　我想第一件事，还是要加快完成原来预定的任务，赶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这个事情要加快干。刚才我说道几件事，国有经济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说非国有经济的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不仅是这样，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结构，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市场经济是根本没有办法运转的。而在金融体系改革上，比起国有工商业改革恐怕还要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微观组织的构建；第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利率要市场化；第三，按照市场经济的理念实施金融监管。

　　如钱颖一教授所说，要从一个原始的或者说不好的市场经济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说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建立法治国家，而这种问题就涉及到政治改革了。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现在看来，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怎样把法治国家建立起来的艰巨任务。

　　首先什么是法治？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内，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弄不大清楚。最近人民大学一位老师写了一些启蒙文章，有好多知识在里面。他最近在人民大学讲课，讲到议会没有权力改《宪法》，我以前就不知道。更麻烦的是，我们没有法制的传统观念。我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江总书记在十五大上讲的一句话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次政协开会，我发现提交给会议的文件草稿上，只有前一句没有后一句。后来我发现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为什么只有第一句，没有第二句呢？用点语法修辞学的分析，发现这一点的真实意义，就是第一句话隐含的主语还是政府。原来有一个叫“以法治国”，那个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官员把法律看作统治手段，用以治老百姓。依法治国好一点，“依”比那个“以”要好一点。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是隐含的主语。“法治”用我们通俗的话说，首先要治政府，划定政府职能的范围，明确政府的责任。

　　政治层面的改革，首先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从经济学家来看，首先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我一直觉得在１９９９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财产权的保护写进《宪法》中。还有其他的权利，比如现在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非常狭窄。贪污腐败全靠由上到下的监督，这怎么可能得到抑制呢？

　　第二个层次就是法治，第三个层次才是直接选举制度。

　　在纪念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有人约我写文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有一天，在我似醒非醒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狄更斯在《双城记》最开头的那一段话，“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这就是说两个方面的情况、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努力的程度。

　　希望与大家共勉。在２１世纪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并取得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