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执行潜伏任务的地下党员刘公诚

　　1    豪门公子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刘鸿生已是中国实业界的一大巨头，其名声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他除了创办煤厂、火柴厂以及水泥厂外，他独资或与人合资还创建了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他的中华码头公司也拥有3座码头和10余座仓库。又负责了招商局长江航运业务，扭转了亏损的局面。1930年，刘氏企业的托拉斯雏形以“刘鸿生记账房”名称公开于社会，并在上海的四川路上建造了一幢“企业大楼”（即现今上海四川中路33号）。刘氏的煤矿、码头、火柴、毛纺织、搪瓷、银行、保险诸业的办公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医务所、总账房等，都安排在该大楼里，顶层8楼，则是刘鸿生的新公馆。如此实业巨子那是当之无愧的豪门了。

　　著名的刘家花园，其豪华气派程度无与伦比，至今还是许多影视作品拍摄的场景呢。

　　刘鸿生说过：“英国有一句谚语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话我极信奉，我并没有把我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创办企业是这样做的，在子女培养教育上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投资遍及工、商、金融等十多个行业，而他对自己10个儿子和3个女儿的培养教育是这样安排的：4个儿子留学美国，4个儿子留学英国，2个儿子留学日本，3个女儿分别留学美国、英国和日本。刘家是豪门，刘家的子弟自然是豪门子弟了。豪门子弟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的倾向，穷奢极欲、放浪形骸、花天酒地，最后败光家业者有之；勤劳节俭、人性善良、进取进步，而成为社会栋梁者亦有之。刘鸿生的第六个儿子刘念悌即为后者。

　　刘念悌，1914年生人，自幼受到良好家教，经常跟随家人行善事，开粥厂，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在其幼小心灵产生了影响。他虽为豪门子弟，但每月的零花钱是固定的一元，从未多得。14岁时，刘念悌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在这所文化氛围比较活跃的学校里，接触了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深受影响，萌发出朴实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学校参加了以爱国、救国为宗旨的《同志合作社》等进步社团组织。他在和同学们讨论各种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认识并了解了朱德、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能为穷人打天下，可以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由此在年轻的心灵中产生了对朱德和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埋下了走向革命的“种子”。1931年，刘念悌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的考入了国立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开始了他后半生与水泥工业的不解之缘。1935年，刘念悌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进一步深造。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一个爱国青年怎么还能够在侵略者的国度里平静求学呢，他心急如焚，两天以后便搭船急匆匆奔回祖国，决心参军打仗保家卫国。

　　2    奔赴延安

　　是参加国民党的抗日，还是参加共产党的抗日呢？刘念悌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拿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写给周恩来的介绍信，辗转来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前往延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见刘大公子要去延安，惊讶之余不由得有些担心，担心这豪门公子能不能受得了延安生活的清苦，于是告诉他延安的艰苦和革命会有生命危险，请刘公子三思而后行。但刘念悌决心很大，坚决要求前往延安，并每天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待消息，坚持了半个月之久终于获得批准。奔赴延安的路异常艰苦，但刘念悌不为所惧，为了表示革命决心，他在赴延安的路上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公诚，即以公心诚心报效祖国之意。

　　1937年冬天，刘公诚终于到达延安。上海豪门公子抛弃豪门优越的生活，不怕牺牲，不畏艰苦，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那一定是有所轰动的，也一定会在青年人心中产生振动的，一时间，刘公诚的行为被传为佳话。在延安，刘公诚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他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同时讲授日本概论等课程，这些课程都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在刘公诚的家乡上海，“八一三”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正艰苦卓绝地进行，刘公诚的父亲、大资本家刘鸿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副会长和上海市伤兵救护委员会的会长，他要求四公子刘念智放下全部业务，以红十字会英文秘书的名义，协助副会长颜福庆办理伤员救护工作。他不但组织民众组建救护队，还动员全体职工和刘氏家族的全体男子参加救护队。刘鸿生和刘家的男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线勇敢地抢救抗日战士，他的五公子刘念孝、七公子刘念忠也都和工人一起出生入死，五公子刘念孝还因操劳过度而吐血。在这样的爱国资本家家庭里，在这样大敌当前国危家难的情况下，六公子刘念悌投身延安投身抗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上海终究还是沦陷了，刘氏家族家大业大，一时无法搬走，刘鸿生只能与企业一起留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当然知道刘氏家族的大名，几次三番地派人游说，请刘鸿生担任伪职，日本鬼子软硬兼施，却都被刘鸿生婉言拒绝了。时局不济，凶险日增，1938年的一个冬夜，黄浦江上寒风刺骨，夜色阴沉，刘鸿生拎一只小皮箱，鸭舌帽压得低低，羊毛围巾围住半个脸，悄然登上太古轮船，汽笛鸣响时，他叹一口气，愤然顿足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刘鸿生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决定到大后方继续创办工厂，支援抗日。在香港筹划好办厂事宜后，刘鸿生飞抵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见。

　　在延安，入党后不久的刘公诚被派往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市工作，而此时，父亲刘鸿生也已由香港转往重庆，到敌后创办实业支援抗日。父子俩在重庆深情相拥。一年前，刘念悌拿着父亲给的二百元钱，背着父亲投奔延安，此时，父亲并未责怪。怎么能责怪呢，刘鸿生本身就申明大义积极投身抗日，现在，六儿子也是为了抗日，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呀。

　　3    秘密党员

　　刘公诚到重庆后即向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在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有公开的办事处，虽公开活动，但还是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刘公诚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四川水泥公司制造厂值班员。四川水泥公司是川渝水泥工业的发端，是刘鸿生帮助建立并担任董事。

　　1938年4月，刘公诚秘密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四川水泥公司最早的共产党员。由于斗争需要和组织对于未来工作的考虑，整个入党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加入共产党还得是秘密地加入，还得是共产党根据地里的地下党，这个史实本身，就预示着他的经历必定是传奇的。1939年4月，根据共产党组织的安排，刘公诚回到重庆，依然在四川水泥公司制造厂任值班员，并且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

　　按地下党领导指示，刘公诚在重庆为刚开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筹募资金购买仪器。父亲刘鸿生当即为科学院捐献了五千元，刘公诚又从其他渠道集资八千元，然后以回上海探望老母的名义向父亲要了路费，只身回到上海。

　　此时上海已是敌占区，敌伪搜查很严，刘公诚无法在家藏身，四哥刘念智将六弟安排到一个堂妹家中，然后替他募集资金购买设备，两天后护送刘公诚搭乘太古轮船经由香港返回重庆，由八路军办事处设法转运到延安。这一笔巨款，为革命根据地培养干部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现在国家重点高等院校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从这里培养出了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为了抗日，为了新中国的科教事业，刘公诚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刘公诚先后以四川水泥公司制造厂任值班员、中国火柴原料厂贵州分厂厂长等身份做掩护，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抗战胜利以后，戴笠几次派人向刘鸿生提出警告，叫刘公诚不要再和《新华日报》往来，否则就要对他不客气了。这样的严重警告，刘鸿生当然不能视为儿戏了。怎么办？怎么解释？怎么安置刘公诚呢？恰好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要选拔三百名专家和大学毕业生，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的协议，派到美国留学，以满足战后重建之需。凭借刘氏家族在抗战中的贡献和威望，经与经济部长翁文灏联系，刘公诚和八公子刘念信被公费送到美国留学去了。刘公诚的留学当然是征得了共产党地下党的同意，此时，共产党已经在为新中国的建设未雨绸缪呢，当然乐此不疲了。

　　刘公诚到美国学习的是化学工程专业技术，水泥生产技术则是化学工程中的一个科目，此时恰好有一家美国水泥公司愿意接受他去进修，刘公诚的水泥专业职业生涯就此开始。

　　4    与水泥厂一起迎接解放

　　1947年，刘公诚在美国学成后回到上海，在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他以资本家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双重身份，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保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离危险，并成功地掩护前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解放前夕在上海领导和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1948年5月22日，刘公诚与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徐士浩之女徐景淑结婚。徐士浩与刘鸿生是至交，他以律师独到的眼光认为，刘公诚虽贵为豪门公子，但是为人正直，人品高尚，不会娶姨太太，不会赌博，把女儿交给他，大律师放心。婚后不久，徐景淑怀孕，时上海局势日渐紧张，徐士浩夫妇唯恐女儿受到惊吓，就设法让怀有身孕的徐景淑辗转台北去了香港。这样，刘公诚得以将全部心思放在了保护工厂，说服家人的工作上了。

　　刘鸿生不是共产党人，他虽然在重庆见过毛泽东，也与周恩来会谈过，对毛、周得印象很好，但他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资本家，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刘鸿生就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台湾购买了土地，准备日后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发展。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改革，在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过程中，刘鸿生遭到蒋经国呵斥，国民党政府对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刘氏企业交出了黄金金条八百条、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换来的却是很快就成为废纸的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对刘氏企业的抢劫，使得水泥厂和其他刘氏企业全都因无力生产而停产了。刘鸿生认识到，国民党政府不可靠，台湾也不可靠，他的心从此开始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了。

　　在此情景下，刘家频频召开“家庭会议”，商讨若国民党江山不保，刘氏企业该怎么办？刘公诚不失时机地做父亲刘鸿生和其他兄弟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告诉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可刘公诚是地下党，家里人当时也不知道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家里他又是排行老六的小弟，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家里人的重视。于是刘公诚求助于地下党，组织便派王先生（真名戴德）以刘公诚朋友的身份来到刘家借住。有一次，在“家庭会议”上争论得急了，刘公诚就拉着这位王先生对大家说：“我的话，你们不相信。王先生是共产党员，让他和你们谈谈。”

　　在国共生死大战之时，在国统区满街特务的上海，有共产党出现在家里，刘家人全体一愣，刘鸿生则悄悄退出客厅回到自己屋里。于是王先生就对刘家人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希望刘家人安心经营，不要听信国民党的宣传和谣言。

　　在刘家借住期间，刘公诚告诉王先生他四哥刘念智在刘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王先生曾三次来到华山路镇流公寓刘念智的家中拜访，做刘念智的工作。第一次王先生说：“你是你父亲最信得过的儿子，你现在负责刘家几个企业，关系重大，将来解放以后，这些企业仍然需要你继续负责，你决不可离开上海” ；第二次则是希望刘念智说服刘鸿生不要离开上海，解放军将保证刘鸿生和刘氏企业人身及财产安全；第三次则是通知刘念智，说据密报，汤恩伯要炸毁上海所有工厂，要刘家人和工人合作，把工厂保护好，还叫刘念智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

　　四月下旬，刘家人从解放区的广播中听到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惊人消息，还听到了共产党专门对刘鸿生先生的广播。广播说：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

　　刘公诚和王先生的工作，对刘家人起到了安抚和安定的作用，也使得刘家人在内心里渐渐起了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军队进驻华商水泥公司龙华工厂，修筑工事，设岗放哨，企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眼看水泥厂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刘公诚立刻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与工会李夫廷为首的应变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开展了护厂工作。在这危急时刻，不少原本离开工厂的高级职员，因为看到刘公诚亲自留厂，昼夜值班参加护厂工作，也都留厂坚守岗位。就这样，刘公诚和工人们成功地保住了工厂，用一个完整的现代水泥工厂来迎接上海市的全部解放。

　　刘鸿生呢，他在踌躇彷徨了一个时期后，于最后时刻做出了“既不去台湾，也不去香港”的决定，要和自己的刘氏企业一起留在上海。可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放过他，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星期，国民党特务控制了刘鸿生，上海市社会局局长陈保泰每天都要和刘鸿生通好几个电话，用以监视他的行踪。刘家人决定把刘鸿生送进医院，以“心脏病复发，病情危急”为由拒绝见客。可惜晚了一步，这天深夜，陈宝泰带着三个武装人员突然闯进刘家，用粗暴的口吻对刘鸿生说：“广州要开紧急会议，蒋委员长派专机接你，时间紧迫，汤（汤恩伯）司令叫你立刻就走” ，不由分说将刘鸿生推进汽车扬长而去。后来，刘鸿生在广州摆脱特务去了香港。

　　1949年4月23日，刘公诚的长子在香港出生，刘鸿生为孙子起名叫刘作新，“作”字是刘家家谱这一辈分所用的名字，而“新”字就是新时代的意思，表达出刘鸿生对于新时代新中国的憧憬。上海解放后，刘鸿生又辗转由香港到天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他的刘氏企业。

　　1949年11月6日，在香港的徐士浩买了高价的船票，雇佣了女佣，让徐景淑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回上海与丈夫团聚。徐景淑历经磨难，辗转经青岛徐州返回上海与刘公诚团聚，此时刘公诚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刘公诚与妻子徐景淑儿子刘作毅

　　5  潜伏

　　上海解放后，中共地下党员纷纷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一夜间，有的学生变成了革命干部，有的工人变成了军管会成员，有的公司职员变成了市政府的领导。然而，中共中央党组织为了便于在工商业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却要求刘公诚不公开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而继续保持资本家身份。这样，刘公诚这个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龙华工厂的资本家厂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中的一名秘密共产党员。

　　在共产党中国，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秘密共产党员刘公诚继续在新中国“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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