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控煤”形势依旧严峻

　　近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大气治理半年“成绩单”：在全省11个设区市中，除大同、吕梁、朔州，其余8个地市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仍高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值；较去年同期，5个地市综合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反弹，朔州、大同分别以11.7%、10.2%的幅度居于反弹前列，另有晋城同比持平。

　　纵观全国，在生态环境部同期公布的168个重点城市半年排名中，临汾再次排倒数第一，太原、晋城同在空气质量最差的20城之列。从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看，朔州、大同、长治、太原四地半年表现欠佳，排在改善幅度最差的后20位。

　　多位专家指出，山西作为“2+26”城市及汾渭平原重点城市最集中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任务比周边地区更为艰巨。特别是基于“积重难返”的现实，全省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依赖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及高煤耗占比的能源结构未从根本扭转，空气质量短期难有明显改善。如何有效控煤，仍是摆在山西面前的一大难题。

　　多地市污染“不降反升”

　　空气质量排名垫底是困扰山西已久的“魔咒”，且污染“反弹”长期存在。

　　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山西空气质量曾连续3年得到改善，直至2016年波动再现，PM2.5年均浓度升至60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上升7个百分点。2017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59微克/立方米，虽完成“大气十条”下达的任务，但改善幅度较小，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在全国末位、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全国最高。2018年，山西空气质量再次出现强烈的反弹趋势，在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山西占据6席，临汾更是排名倒数第一。

　　也正因此，以“控煤”为重点的治理措施，在山西持续加码。“2017年，我省在太原、阳泉、长治、晋城4个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晋中和临汾两市，要求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2018年，治理重点进一步扩展至汾渭平原在内的8个城市，省发改委也制定了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指导各市开展工作。”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实施效果如何？今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给出的反馈意见认为，“山西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而在空气质量排名的基础上，山西日前还“自曝其短”，对大同、朔州、晋城等6地市进行了集中约谈、公开通报。上述大气处人士介绍，被约谈地市的空气质量，1-5月均出现“严重恶化”，污染“不降反升”，拖了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后腿。以省会太原为例，其恶化程度在全省排名第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上升7.8%；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上升14.8%、5.3%，恶化幅度分列第二、三位。

　　结合现状，“山西在未来三年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长期跟踪山西控煤工作的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评价称。

　　部分地区长效措施明显不足

　　“对山西而言，要打赢蓝天保卫战，煤炭污染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是关键。”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处长贺中伟坦言。《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也明确，到202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降至 80%的目标。

　　然而，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环保指标为何仍不好看？

　　在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看来，站在省级层面，山西已意识到煤烟型污染的严峻现实，加之生态环境部专门派出大气治理专家团队赴当地驻点指导，针对“一城一策”提出方案，政策、措施等理论工作基本没有问题。“但具体到执行层面，山西多地尚处治理的‘起步阶段’。”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不少治理行动要么停留在表面、局部，要么“雷声大、雨点小”，未从根本考虑扭转。“甚至有些地区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安排得不切实际，治理好了反倒不正常。”一位未具名的专家坦言。

　　彭应登也多次发现，为应付环保督察组，山西部分地市的短期行为多一些，改善能源结构的长效措施却明显不足。“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目标的心态重，急功近利多于久久为功。”

　　细化到执行层面，目前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课题组分析认为，山西生产建设消费用煤的占比，长期保持在95%以上，集中于炼焦、钢铁、有色、化工等重点耗煤行业。尤其是焦化、电力两个“大户”，以接近70%的煤炭消费占比，决定着全省煤炭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

　　以第一大耗煤行业——焦化为例，课题组进一步指出，山西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基地，焦炭年均产量近年稳定在8000万吨左右。其中，独立焦化厂占全省焦化产能的比重位居全国之首，污染多、效率低等问题随之突出。而焦化产业煤耗量不降，电耗占比55%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就很难实现。可以说，“这既是控煤工作的主要领域，也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最大难点。”课题组方面称。

　　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围绕焦化行业“尾大不掉”的问题，记者了解到，最新出台的《关于印发山西省焦化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10月1日开始，全省焦化企业须全部达到环保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同时，“确保全省建成焦化产能只减不增”“力争用2年时间实现焦化行业质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建议，进一步实施“以钢定焦”的方案，实现2020年前焦炭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的目标；进一步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尽快退出独立焦化企业，推进焦化行业兼并重组、提标改造、向园区化变迁。

　　而这些，只是解决山西控煤难题的一个方面。“与全国相比，山西面临着煤炭消费占比最高、煤烟型污染最重、煤电对经济贡献最大，以及转型动力不足等突出矛盾，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原山西省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袁进表示。

　　袁进指出，下一步，山西还需加强政策的推动力、针对性，实行更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控煤力度。“除了在全省设置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并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8个城市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城市，实现消费负增长，也要加强基础性问题研究，明确量化目标，体现煤控政策的地方特色。”

　　在加大力度的同时，彭应登提醒也要认清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避免为了急于填平历史旧账，而简单粗暴实施减煤“一刀切”等行为。“资源禀赋及历史原因导致山西‘重疾难反’，治理的确并非易事。我们无法要求其治理水平与京津冀地区绝对同步，也不能出现反弹就一味进行批评。我认为，没有10年、甚至15年，山西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既要控煤方案的因地制宜、科学制定，也要做好阶段性评估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措施，这样才能稳步推进，防止煤炭消费量反弹等情况频现。”彭应登对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