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降耗面临“十字路口”三大转变成主要难点

　　目前我国依靠淘汰落后产能、常规技术改造进行技术节能的空间已经很小，部分行业、企业能耗已做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一刀切”的节能指标分解、简单化的节能任务落实方法、粗线条的节能统计系统问题依然突出。同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强推节能降耗的方式，遇到市场规律重重挑战：在市场疲软的掩盖下，耗能产业正伺机反弹。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节能降耗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由技术节能向结构节能、粗放节能向精细节能、行政节能向市场节能的转变，成为“十二五”节能主要难点。

　　技术节能已近“天花板” 结构节能还在“大门外”

　　工信部提供的分析表明，按照1980～2000年期间发展情况看，国民经济三次产业间调整的结构节能对GDP能耗下降的贡献占60%左右，技术节能贡献约占30%，管理节能贡献约占10%。“十一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实现GDP能耗下降19.1%目标主要靠行政手段、加强管理和技术节能。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说，目前，新型干法水泥、大型钢铁高炉、超临界机组等的比重已显著增加，有的已经在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再进一步提升技术装备、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节能的空间逐步缩小，甚至遇到“天花板”。部分地方政府扩张型的发展方式、刚性的产业结构成了能耗水平进一步下降的最大障碍。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首席工程师刘宪说，过去6年，湘钢集团吨钢综合能耗由683千克标准煤降至600千克标准煤，离全国最好水平仅有不足30千克的空间。根据政府要求，未来4年每年还要下降8～9千克。目前已经把干熄焦、余热发电等所有国家推进的主要节能技术用完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记者调查发现，在节能降耗形势日益严峻之时，“倒逼机制”并没有把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引导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上来。过去几年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突击完成节能任务、避免“一票否决”、保住“帽子”，对重点耗能企业甚至对居民拉闸限电的现象时有发生；未来几年，投资拉动、资源消耗推动的固有发展方式呈现出的巨大惯性令人担忧。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温隆家说，甘肃处于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部分地区刚刚用上电。“十二五”期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工业强省之路，要实现与全国在2020年同步达到小康的目标，甘肃的发展速度肯定要加快，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16%，很难做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把能耗降下来。

　　“内蒙古欠发达的区情没有改变，‘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延续，按国家给内蒙古未来发展定位的‘四大基地’建设，主要是高耗能产业，能源的总消耗量几乎是不可能降低的。”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司咏梅说。

　　粗放型节能“峰已回” 精细化节能“路待转”

　　云南铜业集团的一家下属企业近日接到节能指标分解的征求意见书，要求5年的节能量达到4万吨标准煤。云南铜业生产部主任张云军说：“企业一听就‘疯掉了’，这家企业一年的总耗能量不足3万吨，如果按要求节能，3年以后就得变成零能耗，同时产值还不能少，否则单位产值的能耗会受影响，这样的任务即使停产都完不成。”

　　“十二五”以来，我国节能降耗工作仍沿用“一刀切”的指标分解、简单化的降耗任务落实方法，粗线条的节能统计评估系统问题依然突出，与艰巨的节能任务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强烈。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当前简单化、粗放型节能模式下，节能工作中“三重三轻”的倾向令人关注。

　　——重手段、轻效果。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康艳兵说，近年来，政府部门一直强调推广了什么技术、工艺，通过“红头文件”和资金引导的办法，在行业、企业中推广节能工艺。但实施后少用了多少煤、多少电，得了多少实惠，反而不那么关心。

　　——重口号、轻落实。湖南省经信委副主任刘平凡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的节能降耗已经提到与发展经济同等的位置了，实际上说得多、做得少，真正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往往还是GDP。

　　——重存量、轻增量。业内专家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更多强调了原有工艺的节能技术改造，却忽视了新上项目的能耗“门槛”设置。尽管国家于2010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但实施过程中落实不到位。刘平凡说，严格意义上讲，前置的工业节能评估几乎没有，等项目上了以后，才知道节能降耗的压力非常大，有时一旦上一个高耗能的项目，一个地区立马就完不成任务。这种“先上马、后治理”的方式，给节能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企业生病”堆积降耗压力 “政府吃药”难治市场冲动

　　不少基层干部把当前以行政手段强推的节能，形象地称作“病人生病、医生吃药”。因为有“一票否决”，在党政系统内部，节能工作从上到下逼得很紧，政府部门急得焦头烂额，公务员压力大，但好多企业不着急，有的企业明明是重点耗能单位，却很悠闲。

　　在市场行情成为影响高耗能生产、销售、投资主因的同时，政府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节能降耗措施显得力不从心。在抓“乌纱帽”、抓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价格干预仍然无法完成节能降耗任务时，一些地方铤而走险、怪招迭出。西部地区一位多年负责节能工作的干部说，在最危急的时候，拉电闸、改数字成了节能的两大“绝招”。

　　作为主管全省工业节能、原材料工业发展两大块工作的经信委副主任，刘平凡经常陷入“左手和右手较量”的两难境地。他说，发展原材料工业和节能降耗相互冲突，又都归我主管，有时开一个会同时研究这两个议题，从要求到措施都前后矛盾，政府既是压力的制造者，又是压力的承担者，所以体会特别深、压力特别大。

　　这种“一手抓节能降耗，一手抓耗能工业发展”的纠结，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发展中的常态。专家认为，在当前我国产业发展方向和工业节能均以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左手和右手较量”很难避免：一方面，政府围绕政绩考核，调动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资源，主要以投资拉动和外延扩张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持续繁荣的市场，利用这个市场空间，冶金、建材等耗能行业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迫于“一票否决”的压力严抓节能，抑制上述产业发展。

　　有关专家表示，面对节能降耗的“十字路口”，政府必须加快自身职能转变和体制改革，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政府部门管得太细、太多，甚至动不动就赤膊上阵“约谈企业老板”，某些宏观经济部门整天忙于给节能项目和企业评估、“分钱”、核定减免税，而这些部门对节能项目运作情况了解不多、更无法科学评估。当前要加强节能量的测量、验证、评估、审核、监督等基础能力建设，适时推广政府与企业的自愿节能协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量交易等市场化工具，促进节能降耗市场体系形成。

　　“在建设节能市场体系、培育节能市场载体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政策对市场造成干扰的问题，避免‘权力搅买卖’现象发生。”康艳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