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两材重组 一切源于责任

　　到现在为止，我在企业已整整工作了39年，在央企做一把手也有16年了——做央企一把手这么长时间的央企领导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中间有5年时间，我还同时做了国药董事长。其实做企业的这些年有很多离开的机会，但我总觉得我更适合中国建材，更了解中国建材，我自己难以割舍，常常觉得这个企业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点点抚养大，个中的情感别人很难理解。

　　这么多年经常有人问我，“宋总，你还在建材啊？还在做企业啊？”我回答说，“是啊，我还在建材，做企业挺好的呀。”很多人以为我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其实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崇尚一生做好一件事，能把一件事扎扎实实做好就满足了。

　　大家说，“宋总，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做企业？”我说，“一开始也谈不上多么喜欢，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会去做企业，但是既然做了就一路坚持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培养起了兴趣。”

　　回过头来看，我在企业里的几次“出场”好像都与困难有关。不管是最初做销售员，还是后来做副厂长、厂长，包括到中新集团做总经理、去国药任职等，一路走过来，都是因为企业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去做，这时我就会出现。我常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关于改革也是这样，不少人把我看作是改革的痴迷者，其实我并不是天生喜欢改革，每次改革都是被迫的，改革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往往伴随着伤痛和眼泪。我觉得，一切都源于责任。

　　2018年年初，央视财经人物周刊的记者到我家拍片子，发现我家的房子小小的，感觉很惊讶。在他们看来，央企领导人一定住得很宽裕。那部片子不仅讲述了我的企业经历，还夹杂了大量的内心独白，片中细腻的故事情节打动了很多观众。有人评价说，没想到国企领导人这样甘于淡泊，平易近人。也有人问我，宋总这些年你究竟得到了些什么？

　　记得我在北新工作时，北京市每年都要用优惠价奖励部分优秀企业的一把手。有一次上级奖励我一套260平方米的房子，我把房子转给了当时的常务副总。还有一次奖励我一套220平方米的房子，我就要求把它分成两小套，奖励给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那时奖励的那些房子其他一把手都要了，只有我一个人把这些房子当成企业的资源分给了大家。当时大家也觉得宋志平怪怪的，怎么能把奖励给自己的房子分给别人呢？！

　　我的回答是，企业的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一个领头人，有好处应该先考虑大家。那时候中新集团也时兴奖励制度，我做厂长的第一年，因为工作做得好，奖励了我27万元的承包奖。我把27万元的支票给了财务，说把这些钱作为基金奖励给职工。当时大家都很感动，说这是奖励你个人的，怎么能入公家账里？我说，还是按我说的办吧。

　　还有一次，北京上地的中关村开发区奖励我10万元，我把这些钱都买成玩具和图书送给了托儿所。到了中国建材，企业上市的时候搞股票增值权，当时的股票价值比较高，我的股票增值权如果兑现会是一大笔钱，后来按照国资委的新要求都注销了。我觉得，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应该这样做。让我特别欣慰的是，我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我爱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常说：“只要你工作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好。”

　　以前国资委领导问过我，“志平，你觉得做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怎么样啊？”我说，“可以了，国家给我们的还行，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外资、民营的企业家比。”不过，我也提出，国资委是央企领导人的家，是大家倾诉的地方，要关心和爱护国有企业家，我还希望给大家办一张医疗卡，这样看病能方便些。其实我这么多年没住过一天医院，有次发高烧去医院，在大堂里坐着小板凳输了几回液，那次心里有一些感触。

　　在做企业的同时，多年来我把自己的管理经验、人生感悟归纳起来，分享给企业同仁和学校学员。其实我在北新当厂长时，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去给学生们讲一些企业的事情，后来一直坚持下来，到现在快30年了。

　　2006年在珠海举办的国资委央企负责人会上，我第一次给央企领导人讲课。后来我常去国资委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讲课，我被学院聘为教授，每个季度给央企领导干部培训班讲一次，受到大家的欢迎。有一次上课，台下坐了100多名学员，课程评分我竟然得了满分，后来校长给我发短信说：祝贺宋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老师被打过满分。

　　我也是国家行政学院的兼职教授，给学员们讲了很多年的课。中央党校国资委分校每年的春季班和秋季班、中央党校教育学院，我也常受邀去讲课。除此之外，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国发院每年讲一次课；在中国政法大学作为MBA教授定期授课。

　　这些年，我也应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邀请，接受了一些采访、发表过一些文章，到一些重要论坛去做过演讲。我不喜欢做大咖出风头，主要是有话要说时才去讲讲。其实国企和央企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国企企业家也是那种“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奉献者，这是主流，但社会和媒体不是很了解、经常没有正确看待。这需要有人出来给大家讲讲，如果谁也不讲，让一些错误观点诱导了年轻一代，再纠正就很难，我常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大多讲的都是观点，从不吹嘘企业和自己，因而深受欢迎。

　　其实，我也知道枪打出头鸟，我的演讲也受到过误解，如我在香港有次演讲被一家媒体做了题为“宋志平为国家政策贴金”的报道，我看后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而且我是用事实说话，并没有什么夸张溢美之辞。也有些体制内的同志为我担心，觉得显得低调会更好，实际上我的性格温和，不大愿意和人争论，也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但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关键是要让大家对国企有个公正的认识。以前，我专门问过法国人，法国民众对国企的看法，他们说，法国人对国企的看法比较客观，觉得国企的产品质量有保证，服务也好。我认为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厚此薄彼，我不赞成把国企和民企撕裂开来，一会儿国进民退，一会儿民进国退，我因此提出国民共进的观点，并为此奔走呼号。

　　这些年我还写了几本关于企业改革和管理的书，所得稿费也捐给了慈善基金。这些书都是紧扣企业实际，有点像我的工作体会和经验总结，没有高深的理论，比较通俗直白，适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阅读。

　　很多人对我什么时候写书感兴趣，觉得我那么忙，哪来的时间写作呢？实际上，我一般晚上10点开始看书，看两个小时，12点以后，夜深人静了，我就开始写作，有时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早晨我都是六七点起床，常常一晚上只睡4个小时，5个小时就算多的了，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平时都是忙于工作，有时周六日到学校去讲课，而工作之余的时间基本都用在读书、写作和思考上，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这些年，我没有休过一次年假，也几乎没休过周末，尤其是同时担任国药董事长那5年，终日往返于建材和国药的企业之间。

　　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课余时间我喜欢到未名湖周遭走一走，望着美丽的湖水、湖畔的垂柳和远处的博雅塔，感觉宁静而又舒畅。据说当年为这个湖起名字时，北京大学的校长颇费了一番脑筋，各种名字比来比去无法定夺，后来干脆叫了未名湖。我经常想，中国的国有企业家也有点像这未名湖，他们创造了美好的事业，但从不需要耀眼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