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产业资本走出去 积极推进产能输出

　　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拉开。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可借鉴美日经验

　　“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极限后，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将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亚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7%、6.1%和4.8%;1978-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5.0%和4.8%;1986-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4%、3.3%和2.7%。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我国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就能够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未来，中国应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将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