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持续走低 碳产业弊端凸显

　　当“碳”携手“交易”时，它已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化学符号，而是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碳交易，并不是一场普通的贸易，而是争夺未来能源主导权的筹码。

　　碳交易的初衷在于以减少碳排放额度，改善恶化的环境。然而，在全人类福祉这件华丽的外衣下之，却开始了一场利益角逐的“暗战”。有人称之为“阴谋”，因为不承诺减排的美国，不仅是碳市场的一个活跃分子，还凭借着强大的金融手段，欲借碳重塑美元霸主地位。

　　与美国的空手套白狼相比，欧盟则是一副敦厚老实的形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其收获却并不亚于美国，但其做法的被认可度却远远高于美国。欧盟不仅通过推广其替代能源技术而装鼓了腰包，更因欧元与碳的挂钩，大有打破美元霸主地位，谋求全球货币统治权之势。

　　碳交易欧美争霸，中国所处境地却是既被动又尴尬。一边是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碳排放量需要逐步上升，而另一边则是国际舆论重压下被迫减排的压力与日俱增，可高端替代能源技术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场碳交易的战役中，中国在起跑线上已是先输一局。

　　实际上，不只是没有技术，在碳交易产业链条里，中国也是处在卖碳的底端，即业界戏称的“卖碳翁”。其实，卖碳的局面并不可怕，问题在于，拥有全球最大碳减排资源的中国，却缺乏定价权。有人将此问题归结为没有排放上限，无法进行配额交易。但同样没有承诺减排的美国，却依仗金融后盾，和欧盟共同主导着碳市场。归根结底，不在于是否承诺排放上限，而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金融支撑。

　　目前，欧盟拥有最先进、最完善、最具经验的排放交易系统，欧盟更希望把美国、中国，乃至全球都纳入他的“盘子”，实现全球大一统，但是最终将由谁来主导，还是几个国家共同主导，还有待看下一步的发展。

　　虽然中国尚未完全错过这场变革，但想在未来的世界拥有话语权，则必如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对《英才》记者所言：公平化的社会改革，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透明化的财税改革，特别是金融体系、技术体系的改革，已经迫不及待，且任重而道远。

　　碳价格持续走低

　　一个旧碟子准备换掉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准备了一个更好的新碟子。但有时候却不是这样。

　　《京都议定书》就是那个即将遭遇被换掉命运的旧碟子。距离《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还不足两年的时间。但无论是去年底的坎昆气候峰会，还是前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国际各方气候谈判不仅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新碟子，就连《京都议定书》这个旧碟子的续用也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让《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价格更是一路探底。

　　无论是由CDM产生的CER（核证减排量），还是由EU ET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产生的EUA，价格持续走低已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12月24日，CER收于11.79欧元，EUA合约12月24日报收于13.72欧元。这个价格，还略低于2008年因金融危机爆发，导致CER的二级市场大幅波动的底价。2008年，CER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约在13-23欧元波动。再往前追忆，CER二级市场交易曾一度高达30美元。EUA价格虽然略高于CER，但也是持续低迷的走势。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全球碳贸易量在2010年下降了10%，从2009年的7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到2010年的6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实际上，不只是二级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一级市场的境遇也是一塌糊涂。在CER相对高位时，中国一级市场CER的价格都高于目前的二级市场价格，而目前则在国家发改委定夺的底线徘徊。不仅中国如此，东南亚国家CER的一级市场价格还要略低于中国，徘徊在5-6欧元。“如果让碳排放国感觉到减排的压力和成本，一吨碳的价格应该在25欧元以上。”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CDM）研发中心执行主任曾少军告诉《英才》记者，当前的CER价格完全没有体现出碳资源的稀缺性。

　　如果说2009年的CER价格走低，是因为全球经济尚未逃离金融危机的阴影，减排需求降低。那么，2010年接续了上一年的低迷，更多的是源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与EUETS的第二承诺期的截止日期都是2012年。

　　“CER是由政策创造出来的市场，如果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无法达成第二承诺期的续约，拿在手里的CER就一点用途都没有。”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杨智平告诉《英才》记者，“CER不像黄金白银，是硬通货，放在手里可以等着升值。”

　　除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外，供过于求的现状也打压了CER价格。“供应越来越大，采购量却没增加。”杨智平说。而对于以CDM为营生的机构而言，2010年的日子已然不好过。2011年则是向冬天又迈进了一步。“实际上，早在2008年，就已经有了过冬的感觉。”杨智平坦言眼前的日子并不好过的同时，更是感慨2011年碳市场回暖无望。他将期许延长到了2012年底，“是好是坏，总会有个结果。”

　　碳交易只是衍生品

　　碳交易被提起时，大多数人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到C D M（清洁发展机制）。但是，如果把CDM与碳交易画为等号，无疑是一种误读。《京都议定书》框架下C D M，只是碳交易机制的一种，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排放权交易的一种机制。除此之外，还包括基于《京都议定书》衍生而来的欧盟内部的EU ETS交易机制，和美国的自愿减排交易机制。

　　杨智平将当前的国际气候谈判比喻成古代“三国”。一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坚决抵制碳减排国家，还有一方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坚决拥护碳减排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的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美国是传统化石能源的代表，而欧盟则是替代能源技术的代言人。三方的对抗，既是化石能源与替代能源技术的对抗，也是经济发展与高技术成本的对抗。

　　“大部分欧洲国家国土面积小，资源储备不丰富。且欧洲国家在天然气方面一直依赖俄罗斯，石油则是依赖中东。”梅德文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分析，“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更是最先受到工业污染的地区，也是最先感触到环境恶化后果的严重性”，因此，欧洲支持降低排放，研发替代能源技术。

　　也正是因此，欧洲的节能环保技术具有更高的竞争优势。欧盟便借此堂而皇之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替代能源技术，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不言而喻。

　　美国则不同于欧盟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一起进行考量的方式，日本北九州市环境局局长松岗对《英才》记者解释说：“美国是自由经济，不愿受到更多的制约。”同时，美国不愿承诺减排，更多的则在于“化石能源在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杨智平介绍，《京都议定书》本是由克林顿政府牵头达成的，但在国会讨论时遭到了化石能源集团的强烈反对。因此，代表石油集团利益的小布什上台之后，就推翻了这套理论。但是，克林顿政府也是有一定的想法。“碳交易是贸易，贸易就可以赚钱。”杨智平说，“当前碳市场上买卖双方，很多都是美国人，虽然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是他们却赚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润。”

　　只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得以平衡三方利益，才能达成国际气候谈判的真正和解。不过，松岗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国之间进行交易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京都议定书》最终失效，采取两国之间进行具体合作的方式，也是实现减排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这需要事先进行试点，以测量碳排放数值等数据，考虑各自的优劣势和利益分配。”[Page]

　　实际上，“碳贸易和碳税结合是最有利的。”松岗更倾向于二者的互补。不过，引进碳税的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有多大，税收比率如何设定。他介绍，目前的想法是，并不制订固定值，而是让其缓慢发展。既不为消费者带来很重的负担，又能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之后，在鉴于征收的试验可以缓慢提高或降低。

　　对于碳货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说法，松岗认为其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不赞同阴谋论，松岗说，“避免资本游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金融手段和发展实体进行紧密连接的同时，制订一个严格的规范：投资方需对环境改善具有明显效果。”

　　棋走到这一步，欧盟貌似略占优势。但事实上美国的金融并不弱于欧盟。而“高盛在开拓碳交易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说法，就验证了这一点。目前，碳交易期货交易比例已经超过60%。而具有强大金融手段的美国自然不会亏待了自己。并且，美国虽然没有承诺上限减排，但是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诸多州政府，并未轻视节能环保技术。

　　归根结底，还是新能源与化石能源的对抗，是谁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角逐。碳交易不过是其一个微小的衍生品而已。

　　混乱的中国市场

　　相较于之前的谈“碳交易”色变，中国官方文件已开始使用“碳交易”一词。在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赫然纸上，这是中国首次由官方提出“碳交易”说法。而之前，在国际气候谈判重压之下，“碳交易”一词则是政府，甚至学界都唯恐避之不及。

　　传闻已久的《自愿减排管理办法》，则是中国政府释放的更明显的信号：“由自愿减排向强制性减排过渡。”杨智平告诉《英才》记者：“政府是有长远考虑的。自愿虽然不具备约束性，但是可以通过自愿减排进行平台建设、架构设计和制度设计的试验，实为强制性减排的雏形。”

　　政策性的放开让全国各省市都在忙于布局环境交易所。但“第一把交椅最终花落谁家，还不一定。而且每个交易所落户，对当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作用。”梅德文说，“中国是实行金融管制的，能够拿到环境交易所牌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据《英才》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近20家环境交易所。一些省市，还不只挂牌一家环境交易所。如辽宁省目前就已有两家环境交易所。2010年6月大连市环境交易所刚刚挂牌成功。3个月后，辽宁又在营口市挂牌了一家环境交易所，号称东北首家环境交易所。虽然前者主营业务为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排污排放权益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而后者则是致力于碳排放权交易，看似略有区别。但前者的“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已经涵盖了碳排放权交易。

　　甚至，一位不愿具名的西部地区政府人士透露，目前，他所在县政府正在研究建立一家环境交易所。如此位人士所在区县果真获得牌照，或许他所在地区可能成为全国首家县级环境交易所。这恐怕只是全国环境交易所层出不穷的一个缩影。

　　“现在还只是布局阶段，都还没有赚到钱。”杨智平说，“建设交易平台可以向政府争取一些优惠政策和资金。即便只是占据一个省的资源并加以盘活，也是有一定盈利空间的。盘子做大了可以被收购。”

　　杨智平所说非虚，那位县政府官员对《英才》记者也不讳言自己所在辖区的弱势，“小地方难以有大发展，但即便到最后被收购，也是一种收获。”

　　实际上，“现在更多地方，把环境的承载力，当成招商引资的条件。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排污权和排污空间卖出去，去减少引进项目，发展经济的机会。”曾少军告诉《英才》记者，时下热议的国内节能减排，与国际上所说的碳交易机制其实是两码事。

　　与环境交易所满地开花相似，国内的碳交易标准也十分混乱。其中，北京环境交易所制订的熊猫标准适用于大农业方面，天津方面的碳交易标准是适用于建筑领域，而上海方面正在制订适用领域稍微全面一些的标准。“现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由于各地差异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个性。”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说。

　　梅德文也认为，“多重标准是很正常的，也是需要，最终都将由市场来定夺。”

　　那厢春意正闹，这厢却是门庭冷落。不同于各省市急于布局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介机构却是御寒过冬。这两年，“很多小的咨询公司和中介商已经倒闭了。”曾少军说。杨智平也表示，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步入寒冬”了。

　　目前，经过市场洗礼而顽强生存下来的碳交易中介商，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型投资替代能源。“有资本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公司开始转投实业了。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既有国家政策支持，还有相应的电价补贴。”杨智平说，“还有一种公司转型做合同能源管理。这些方向在国内都可以长期做，不受国际政策影响。”

　　还有一部分企业，依旧固守着CDM这片阵地。“一旦碳市场转好的时候，就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盈利。”曾少军说。

　　碳市场的三个缺失

　　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缺失”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中国的碳市场：配额交易标准缺失、金融手段缺失，技术研发缺失。透过三个缺失，中国在碳产业中的弊端一览无遗。

　　目前国内探索的“自愿减排交易只是象征性的，额度很小。”曾少军说，“没有排放上限，就不具备完成的动力。如果限定了上限，就有人完成的多，有人完成的少，还有人完不成，这才会产生交易。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要发展，就不能确定排放上限。一定的碳排放量与经济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缺乏了交易的动力，不仅交易市场活跃不起来，连金融市场也一起受拖累。目前，国际60%以上的碳交易是二级市场的期货交易。因此，碳交易市场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梅德文表示，“但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中国家，金融体系、技术体系和财税体系都存在很多障碍需要改进，但也只能进行渐进式改革。”

　　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财税体系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一样重要。梅德文介绍，在新能源方面，国外从需求侧补贴的办法，值得借鉴。“国内是补贴给企业，这样并不能保证新能源最终被用户采纳了。补贴给用户的办法是更合理更科学的。”梅德文说。

　　实际上，碳交易的核心基础，就是先进的替代能源技术。目前，中国新能源技术成本高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向国外购买技术服务。”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提出，目前，核电服务公司大部分都是欧洲和美国在做，中国核电成本集中在技术服务方面。

　　虽然梅德文表示，我们尚未错过这场以碳交易为表现形式，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基础的第四次工业改革这班车。但是形势也没有想象中那般乐观，我们只不过紧紧抓着改革的尾巴。光伏产业，市场和技术两头在外。而风电产业，我们也不具备高端技术。而核电，更是成了多个国家技术混战的“跑马场”。

　　“技术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姜克隽对《英才》记者说，“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高端技术冲突时期。虽然中国获取了诸多知识产权，但是创造能力还远远不够。更高水平的技术掌握程度还是比较弱。”他认为“未来是低碳的世界。到底谁能在未来占据高端，取决于科研实力和体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