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

    与“十五”相比，“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宏观调控也需要相应的进行一些调整。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经济形势将基本保持稳定。据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将在8％～9％之间，保持稳定增长；价格总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在-1％～3％的区间内波动，基本上处于我国价格的合理运行区间之内。因此，“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将保持稳定，不存在明显的需要拉动经济增长或平抑物价的压力。这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十一五”期间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加大。

　　一是改革的难度加大。我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很多领域的改革。但是，不可回避的是，我国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方针，原来改革的领域是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容易解决的领域，而现在需要改革的则是非常复杂的关键领域，不是单独一个领域能够推进的。改革难度的加大为宏观调控的实施带来了很多困难。例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完善问题，涉及社保的体制选择、资金来源、运用以及储蓄模式等等。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有可能会对财政产生巨大压力，而财政政策历来和货币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保体制的改革对于宏观调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是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这集中体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过大的收入差距上。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GDP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80年～1989年期间的0.323降低到2004年0.1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仅仅拉动就业增长0.1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在0.3～0.4之间。可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非就业的经济增长”。而由于劳动适龄人口的大量增加（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目前正好进入就业年龄），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大量农业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和国有、集体企业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估计，2004年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已经接近1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在“十一五”期间，这个数值将进一步上升，进而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从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将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从我国的实践来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3.2∶1，再考虑城市居民还享有公费医疗、失业保险、住房补贴、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非货币收入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倍～6倍，是世界最高的。反映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6，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如减轻农民负担、逐步取消农业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收入调节等）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成效并不显著，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分析，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避免，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社会稳定应该是任何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十一五”期间，这二者应该是我国宏观调控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三是资源瓶颈约束突出，环境污染加重。未来15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将是资源消费高峰。2003年，中国石油、铝、铜、镍、钢铁、煤炭和水泥的消费分别占到全球消费的7%、19%、20%、21%、25%、30%和50%.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和日本需求的总和，而中国对铜、镍、锌、铁矿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过美国。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面临资源压力将会更大。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显。而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又带来了环境的高污染。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据专家分析，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倍～5倍；如果进一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就必须提高8倍～10倍。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宏观调控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不面临着很大压力，而过高的失业率和过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同时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十一五”期间我国应该不再以经济增长（GDP的增长速度）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对象，而应该重点调控失业率水平、收入差距及固定资产投资分行业增长速度、重要商品供求平衡程度、环境污染程度，同时兼顾经济安全、金融稳定程度等指标。从宏观调控手段上来讲，“十一五”期间，我国一些传统的调控手段（如一些行政手段）可能会受到制约，但是同时有一些手段（如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机制将更加完善。要更好地对上述目标进行调控，就需要对宏观调节手段和宏观控制手段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形式加以进一步的探索和明确，注重二者之间的综合运用、协调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