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生父与刻章救妻拷问制度的缺失

　　“活祭生父”与“刻章救妻”二者皆因支付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而采取了极端的方式。“活祭生父”触碰了道德的底线，“刻章救妻”则碰触了法律的底线，不过究其根由还是因为相关医疗制度的缺失。

　　病有所医，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诉求。然而为了这个最基本的诉求，来自邵东县的贺银海，不惜当街活祭生父。据悉其父贺中民是邵东县的有功之臣，曾参入过邵东县许多大项目的设计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退休后并不享受医保待遇。而贺中民退休后患有脑出血、脑梗塞及肺炎，病危，因交不起医药费，无法入院，而贺银海因为长期在外打工，手上没有积蓄，所以不得已只能采取“活祭”老父的方法寻求救助。

　　“活祭生父”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多数民众的批评，称其不孝、不人道。然而，笔者个人看来，贺银海的这一举动不能说是不孝，看着自己年迈的老父亲身体一天天垮下去，再看看自己囊中羞涩，面对高额的费用，不得已只能铤而走险以活祭生父的方式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藉此寻求社会的帮助，因为任何事情都比不上挽回老父生命的重要性了。这也令笔者想起前不久“刻章救妻”的廖丹，二者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

　　5年前下岗工人廖丹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后，廖某已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事情一经披露，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同情，甚至称其为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大批善心人士也纷纷捐款助其退还治疗费用来减刑，并帮助其妻继续实施治疗。

　　其实和“刻章救妻”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2008年11月30日的《羊城晚报》报道，44岁的河南确山人张伟，因身患疾病，在广州萝岗无故滋事，目的是想进监狱“享受免费医疗”。2008年初，顺义一农民为了“获得国家免费治疗”，不惜持械抢劫他人……，这些都是无钱治病下的无奈之举，透着浓重的悲情，也拷问者我们医疗相关救助制度的缺失。

　　看病问题是民生最基本的问题，近几年，医疗事业有了整体的进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覆盖率有了大幅增长，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全覆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普惠式的医疗保险由于报销比例的问题，对于患了大病尤其是患大病的贫困家庭来说，往往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大病救助制度，而目前来看，这一点恰恰是最薄弱的。

　　“刻章救妻”的廖丹尽管判决书还没下来，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妻看病的费用是不用发愁的了，而“活祭生父”以目前受关注的程度来看，也有望得以解决。这对于个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这一事件引发的讨论热度消失之后，整个社会并不能从中获益，而其他与其有相似遭遇者的境况也不会获得改观。

　　唯有推动制度上的建设，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进而使更多人从中受益。所以，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而大病救助之类的制度也应该尽快建立并完善。只有如此，才有望避免类似“活祭生父”、“刻章救妻”等悲情故事的频繁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