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成本 只让受害者计算远不够

　　由于《劳动法》等有关法律的日益健全，更由于工会为帮助职工维权的作用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在空前觉醒，昔日劳动者遭遇被侵权时，或者只有自认倒霉默默忍受，或者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维权的现象都已逐渐下降。

　　目前，因劳动纠纷而形成的“万家诉讼”局面，既是社会进步、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也折射出司法资源被不计成本严重占用的困境。正如在目前人满为患的大医院里，焦虑的患者并非都是重大疑难病患者一样，许多闹到法庭上的劳动纠纷，其实完全可以化解于调解之中。

　　吴先生最终舍弃当初的6000元赔偿诉求、而只接受3000元补偿的结果，当然不会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但是，鉴于漫长曲折的诉讼过程，不是一般人能够等得了、耗得起的，如果以时间成本来计算或许最后得不偿失。

　　吴先生的“维权技巧”，或许是有些心酸的下策，但就目前的司法形势而言，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了。不过，这样单方面希望“原告”思考维权成本的建议，也存在一定的维权隐患，因为这样会释放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违法一方尽可能采取拖延战术，让精疲力竭的受害者因为耐心而接受所谓折中方案。

　　作为受害者，维权时的确应该考虑成本，但对于违法者的处罚必须相应地加大。如果违法者明白违法成本太大的话，他们就会被迫遵纪守法，而这才能够节约整个社会的司法资源与维权成本，受惠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维权者。

　　这正是：劳动纠纷万家讼，司法资源被占用；维权技巧走偏锋，不如源头处罚重。